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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了！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
洋人举起一面红十字旗帜（3）
兵抢走了1辆汽车和3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暴行越演越烈。3天后，22名外国人联名抗议。雷伯带着14个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大胖子雷伯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12月13日那天，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申张正义。雷伯悄悄地在难民中找到了血气方刚的大个子袁存荣，对他说：“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什么事？”袁存荣十分敬重这个为人正直的德国老头。“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好，我去！”袁存荣毫无惧色地回答。袁存荣穿着一件大褂，悄悄来到位于公园当中的仓库，按照雷伯教的办法，先用褂子兜上一兜硝磺，再用这些硝磺在地下撒一条直通仓库的长线。两个仓库中，一个库是子弹，另一个库是硝磺。袁存荣在长线的这一头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仓库就轰地一声炸了。子弹在烈火中噼噼叭叭地炸响，两个仓库全报销了。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城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住了2、30个人，只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因战争造成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难民。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十字旗帜的土地，就像从地狱进入了天堂。至少，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可以想象，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10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20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实施的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宁海路5号这座园林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梅奇、雷伯、汉森、史密斯、希尔兹、李格斯、史波林等几个外国人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和解决困难，记录日军暴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些正义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7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有1000多个中国伤兵，他冒着枪弹，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1000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30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梢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300多个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不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27个中国人。难民区没有粮食和煤炭了，李格斯教授穿着破衣服，带了一些中国人坐着汽车，到安全区外面去搜集大米、面粉和燃料。他拉来了难民们能充饥活命的物品。粥厂的大铁锅又冒赶了热气，手
洋人举起一面红十字旗帜（4）
端着脸盆和饭碗的难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高兴得向李格斯叮叮咚咚地敲打起饭碗。李格斯开着汽车经过司法院大铁门时，正遇到院子里冲进了日本兵。他探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手挥刀枪，把男性难民一个个地用绳子捆绑着往卡车上赶。他快步走出院。麦加伦牧师见到李格斯教授，悲哀地摇摇头，不断用手在胸口划十字。李格斯走过去向日军的1个矮个子军官解释，军官指挥士兵用刺刀带李格斯离开。李格斯就是不走，他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些都是守秩序的难民。3个日军冲过来了，你一拳我一拳地朝李格斯的胸部猛击。
年迈的美国教授哪里是野蛮的日本人的对手，他疼得捂着胸口，用生硬的中国话骂着：“野兽！野兽！”已经60多岁的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他来南京办事。12月11日，日军的大炮朝安全区轰击，炸死了30多个中国人，住在华丽的福昌饭店中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欧洲战争中当了4年日本俘虏的德国人，重新燃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他没有登上回上海的外轮，他加入了雷伯设计的那个黑圈红十字的组织。这位德国老人在异国的土地戴着国社党图案的臂章，天天在安全区巡视。吃过中饭，他和美国人费吴主在宁海路上走着，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是15号！”两人一起跑进去，屋子里有4个日本兵，2个在搜索柜子里的财物，两个光着身子在床上奸污妇女。史波林大喝一声，挥了几下他的那个黑字臂章。
日军一见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床上的日本兵抓起衣服就跑。因为每天奔忙，史波林病了，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赶到大方巷看望史波林。看过病，送上药，史波林连连感谢。当得知为自己诊病的人是被围困的军人，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心尽责的美德，他答应帮助他们脱险。他指指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说：“我们外侨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抢去了，皮鞋没有了，我们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对两位医官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在这些无私无畏地拯救着中国人性命的外国人中，不能不提及一个非凡的女性。她就是南京金陵子女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沃特琳小姐，她曾经被患难之中的南京同胞誉为圣洁的保护神。五台山下宫殿般华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中专门收容女子的避难所。她像苦海中的一片绿洲护卫着一群柔弱的羊群。
因此，她也格外受到饿狼一样凶残的日本兵的垂涎。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2月17日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收容妇孺约4000人，后来，连走廊上和屋檐下都挤满了人，大约有7000多人。管理这个收容所的就是美籍教授沃特琳，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华群是1912年到中国教书的，先在合肥当女中校长，7年后到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该院任教25年的华群小姐，已经51岁了，瘦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和一对纯净的湖蓝色眼睛。无论她的学识、胆气、能力和人格，都使中国人崇敬和钦佩。她把几千人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房编号、饮食卫生到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制度。她常常手拿一面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有时腰上还插着一支手枪。阻挡野兽的侵入。红了眼的日本兵端着枪往校门里冲，华小姐挺身阻挡，据理力争，可是一名文弱的女教授哪里挡得住一群饿狼。日军冲进校内，疯狂地满足兽欲。华群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一天上午，6个日军从竹篱上爬进校园，华小姐闻讯赶去阻拦，被凶狠的兽兵几个耳光打得眼冒金星。日军从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