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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继位大汗后，在加紧灭亡金朝的同时，继续向波斯一带发动进攻，并在1236年发动了蒙古第二次西征，准备踏平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任何反抗势力。拔都率领的蒙古士兵嗷嗷狂叫着，在漫天的鲜血中，莫斯科、基辅、匈牙利、奥地利等地的“大公”们的家族又遭受了一次“血劫”。幸亏醇酒美人要了窝阔台大汗的性命，蒙古大军才结束了这次耀武扬威的第二次西征。
蒙古人两次西征的影响力极为深远。暂时不讲日后以中原地区为主要统治区的元帝国，仅仅金帐汗国就存在了约近三百年，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在波斯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察合台汗国也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
蒙古汗位，自铁木真于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八月暴死于六盘山后，暂时由其第四子拖雷“监国”（代理大汗）。铁木真共六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术赤（早死），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五子兀鲁赤，六子阔列坚。拖了两年，窝阔台才继承蒙古汗位。窝阔台得立，主要归功于大臣耶律楚材，正是他力劝“监国”拖雷“以（铁木真）遗诏召诸王毕至”，在和林奉窝阔台为大汗。“时庶事草创，礼仪简率，（耶律）楚材始定册立仪，俾皇族诸王尊长皆就班列以拜”。窝阔台在位十二年，1241年因饮酒过度而死，庙号“太宗”。
窝阔台死前，本想立自己四儿子曲出的儿子失烈门为汗，但窝阔台的老婆乃马真不听耶律楚材劝谏，不遵遗诏，自己临朝称制。为此，被削去实权的耶律楚材没过几年就“以忧卒”。乃马真皇后称制掌权，宠信佞臣奥都剌合蛮，“专政用事，权倾中外”，老娘们儿竟然把盖有玉玺的空白制诏一大堆交予这个能敛财的床上相好，内容任他填，一时之间朝政大坏。
1246年秋，在蒙古诸王推拥下，乃马真皇后（又号“六皇后”）不得不把自己与窝阔台所生的长子贵由立为大汗，但实际的朝权仍把持在乃马真氏之手。贵由才立一年多即病死（庙号定宗）。以后的三年，“议所立未决”，蒙古汗位竟然一直是空置，“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蒙古内部肯定是上下违悖，一片大乱。
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怀抱窝阔台第四子曲出的儿子失列门临朝听政，由于厌倦了“太后临朝”，“诸王、大臣多不服”。1251年，在大将兀良合台与宗室木哥等人的推立下，蒙古王公把拖雷的儿子蒙哥拥为大汗，并追封先前死去的拖雷为帝（庙号睿宗）。蒙哥汗很有魄力，他一方面培植自己势力，以其弟忽必烈总治漠南事宜，一方面诛杀不服诸王，连定宗皇后和失烈门之母也加以“厌禳”之罪赐死，清除后患。率军猛攻南宋四川的蒙古大汗，正是这位“刚明雄毅”的蒙哥汗（庙号宪宗）。
宋朝钓鱼城守将王坚力战，蒙军久攻不下。急火攻心，蒙哥汗亲自骑马督战，一块炮石从城头上发下，把这位身穿黄金甲的大汗送上西天。由此，也消除了蒙古人第三次大规模西征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向西扩张的狂热终于收敛。虽然那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块使得南宋又延长了二十年的国祚，也把蒙古汗位的继承者忽必烈的目光完全引向广袤的汉人大地。幸或不幸，天道冥冥。
忽必烈回蒙地后，打败了亲弟弟阿里不哥与侄子昔里吉（蒙哥汗第四子），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来，他又相继击败辽东的乃颜（成吉思汗幼子帖木格的玄孙）以及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海都至成宗铁穆耳时代，才最终被平灭），在表面上基本维持了自己对蒙古各部的至尊地位。
1271年，在汉臣的鼓励下，忽必烈把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相较前朝，秦汉“但从初起之地（而）名”，隋唐“仅即所封之爵邑（而）名”，“大元”这个国号确实大气磅礴，以北魏孝文帝改皇族拓拔氏为“元”氏又要高出一个层次。
“大元”军也够厉害，元朝汉将张弘范在1279年终于把宋军聚歼，逼得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
特别要指出的是，端掉金国和南宋的元将是汉人，军队也以汉人为主。成吉思汗攻灭诸国最盛时，手下蒙古军队也只有十来万。蒙古人西征东讨，冲杀奋战的多是被征服各族的“雇佣兵”。忽必烈获取汗位后，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兵将也只有六七万人，其数十万大军，大部分以汉军为主。可以想见，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这十来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
3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
泰极否来。南宋政权终得消灭，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当王子时代及治国早期，对儒生比较亲近。1242年，汉族和尚海云禅师携弟子刘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禅师回答：“宜于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很高兴，遂留刘秉忠于身边为参谋。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等，无一不精。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