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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戏剧的发展有时候特别奇怪的，他们开始没有戏剧了，就是宗教。中世纪黑暗的时候，有很长时间没有戏剧，六世纪到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剧场基本都是没有，他们就有几个很简单的杂耍，还有宗教宣传性的那种戏剧。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戏剧就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戏剧史如果我们真是两根藤的话，那么它藤上结的瓜其实并不是都完全可以对应的。如果你按年代硬性地比较的话，那种比较戏剧非常之生硬。然后呢，就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了，意大利先起来的，意大利由于他们的美术太好了，所以他们的美术压了戏剧。最后稍微有一点戏剧，但是在戏剧史上来说，它还是提不起来的。当时比较厉害的是英国和西班牙了，英国当时出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认为，因为英国刚刚从中世纪黑暗中出来，它们前面也没有几个戏。就是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男孩儿，演一些戏。稍微可以跟他比的马罗，马罗是当时很有名的戏剧家，跟莎士比亚比差了非常大的一块。
法国主义浪漫时期的时候正是我们鸦片战争的时候，结果人家那边又起来了，古典戏剧在法国17世纪出来了，然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廖可兑先生，我是非常敬仰廖可兑先生的。虽然他在研究学术的时候，并不没有很好的学术环境，但是他写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西欧戏剧史》。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浪漫派就是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满现实而通向各自的理想世界的产物。浪漫派不太一样的，浪漫派有各式各样的浪漫派。法国浪漫派非常之厉害，但是它产生的果实，实际上并不都是苹果，桃、梨什么都有。可是在他们浪漫派滥觞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确实是覆巢之下怎么会有完卵呢？中国的戏剧在那个时候被压了一下。可是呢，在那个之前，京剧出来了，乾隆时期，京剧一下就起来了。其实它早就蕴藏了很多东西，就像元杂剧的产生一样，在这之前中国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包括它的语言上的准备，像绝句，律诗什么的，不太适合戏剧语言，所以它一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顶峰。关汉卿这些人，就是这么一个顶峰。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程式化的东西出来以后，外国人一打“我们的竹幕关了那么久，一打开了以后，哎呀，不行了，我们得向外国学习。”我们现在有话剧，“春柳社” 1907年第一次在东京搬演了《茶花女》。后来又有易卜生那样的戏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从程式化的表演，向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发展的时候。西方恰恰它又向程式化这边发展，它的现实主义已经到头了。从易卜生社会问题戏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程式化。到斯特林堡的时候，已经很强的表现主义出来了。当然斯特林堡这个人也是一个大天才了，他有他的生活中不愉快的东西，穷而后工。不愉快常常使人思索。所以常常使人能够做出很美的作品，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受苦才能出美丽的作品。但是受苦确实对人的思索是有利的。一个戏剧好与不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你思索不思索，你使你的观众思索不思索。有好戏。用这个方法可以评价我们现在的电视剧，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我常常从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中国从西方学习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基督教。中国的戏剧对基督教的学习，这点呢，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应该重新认识这个东西。因为基督教在西方对于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比如我们第一个以西方的方式来研究戏剧的王国维，他强调了很多东西。他其中一个就是“欲”。他认为“生活”“欲”“痛苦”本身就是一回事，当然他是接受了叔本华的影响，“悲观论”了。当然这个“欲”是指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然后后来呢，我们最早的几个戏，像《黑奴吁天录》就是那个Uncle’s Tom’s Cabin，就是《汤姆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中间的基督教思想是非常之重的。写这个人 Elizabeth Store伊丽莎白·斯托夫人，我印象她是一个quake。earth quake，quake的意思就是在上帝面前振动，这个戏充满了基督教悲天悯人的东西。有时候是直接受基督教的影响，还有一种就是从戏剧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的思想。当然《茶花女》是最早演的戏，《茶花女》如果你细究的话，它没有演整个《茶花女》。它只是演了《茶花女》中间的一幕，可是《黑奴吁天录》可以算作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这是曾孝谷改编的。曾孝谷把从头到尾的七幕戏全都演下来了，它们不是美国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的《黑奴吁天录》。我插一笔就是讲两个东西对戏剧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是美术，一个是诗。
我们最早的戏剧实际上是美术家写的，曾孝谷是李叔同的同学，他们一起跑到日本去，东京美术学校去。东京美术学校当时非常之难考，他们大概是考上的惟一的两个中国学生。当然后来越来越多，东京美术学校当时大概有一百三十几名中国学生，都跑那儿去学画。《茶花女》第一次演出，李叔同参加了演出，然后田汉翻译了《莎乐美》。《莎乐美》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故事。这是中国第一个译得比较全的戏，《莎乐美》实际上是来自《圣经故事》。然后1934年茅盾翻译了《耶稣与淫妇》，淫荡的妇人，这个故事也是圣经故事。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有一个妇人，她是犯了通奸罪，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们谁没有心里这么想的，你们谁心里是圣洁的话，你们就可以向她扔石头，谁也不敢扔。其实大家心里都有这个“原罪”。然后就是讲诗和中国戏剧的关系。有人说月亮是哪国的圆，说月亮是哪国的圆，我倒不知道，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写过像中国人这么多的关于月亮的诗。因为中国人不论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你看到月亮的话，就自然想起了家。普林斯顿出了一本书叫做Poetry and Poetes，《诗和诗论》。中间有一段关于中国诗的阐述，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诗在中国国民的生活中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起码是在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他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作诗，大家走路分别的时候要作诗，看景色好要作诗。皇上赏赐下边的臣民的话，也常常以诗的方式，那是最大的奖励。臣民表示对皇帝的敬意也是用诗来表示，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西方是没有的。尽管所有的国家的戏剧的开始都是从诗开始的，所有的文化开始也是从诗开始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里的都是诗，中国的《诗经》里的也是诗。可是中国的诗叫《诗经》，外国人翻成The book of songs。因为《诗经》过去是唱的，叫唱本，外过人翻。可是中国人叫“经”。有可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有佛教的楞伽经，当然还有圣经，他们就是宗教为经，所以说中国人以诗为经。
就此而言诗也是中国的一种宗教，既然它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它就会对中国的一切文化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有着奠基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玩诗就是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了。诗最后已经不是诗了，诗的一个小砖头，诗如果是一个房子的话，这个小砖头就是字。纽约一个诗人他给自己筑了一个房子，叫做“煮字斋”，煮这个字，“两句三年得”，两句才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写了两年我写出这么两句，你要是不喜欢，我就颠儿了，我就当隐士去了。农民造反也写诗，《温州台树旗歌》，不知道你们背得怎么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起义，哪国起义要写诗的，咱们中国人起义要写诗。端盘的《呈寇公》，有那么一个小女孩端盘，结果寇准请一个人来唱堂会，唱完了给她一卷丝绸，她嫌给得少，端盘的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俾女也可以写诗的“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绫织得成”。一个普通的端盘的，同样一比的话，那么他们的《茶花女》或者《卡门》这些戏剧的话，他绝对不会以诗作为它戏剧的一部分。中国就不得不以诗作为戏剧的一部分，当然诗这么重要的话，国家浸淫诗浸淫得太久了，有时候也会出麻烦。到了后来谁想当官，诗写得好，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