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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一昼夜急行军二百里，到天黑的时候在距离山海关十五里外驻营。当天，李自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到达山海关，将吴三桂部包围于关城之内，并即刻开始了夺关激战。吴三桂自知不敌，屡屡遣使向清军告急，但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计议后，仍不敢轻信吴三桂，故当夜清军“披甲戒严，夜半移阵”。李自成与吴三桂激战的隆隆炮声，彻夜不止。二十二日凌晨，清军进迫关门五里许，吴三桂见清军至，遂炮轰大顺军，率诸将十余员、甲数百骑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多尔衮在军前将吴三桂晋爵为平西王，树立了一个给明朝降将加官晋爵的样板。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作右翼先发，出关敌李自成。李自成自知边兵强劲，成败在此一举，挥军与吴三桂死战。山海关城内闻炮声如雷，见矢集如雨，清军蓄锐不发。及午，多尔衮见吴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呐喊，始派多铎、阿济格率铁骑数万从三桂阵右出，直冲敌阵，发矢数巡后，但见刀光闪烁。是时狂风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直扑大顺军阵，农民军败溃。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是役，刘宗敏负伤，李自成收残卒急退北京。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官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已满载辎重，放弃北京，向西撤退。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将吏出北京朝阳门外五里，以帝王之礼，迎接多尔衮。多尔衮乘辇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将的拜谒。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曾提出，当初我们得到辽东的时候，汉人杀了我们不少人，现在我们得了北京，我们也应该把汉人杀掉，然后退回满洲。这个野蛮而愚蠢的建议，遭到了多尔衮的断然拒绝。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官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多尔衮入京伊始，就“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同时将周后、袁贵妃、熹宗张后、神宗刘贵妃等，“丧葬如制”。改变对明王室的态度：规定原来明朝的诸王投降的一律不夺其爵位。有一个叫朱帅钦的宗室来投诚，受到欢迎，后来还让他作了保定知府。明朝殉难诸臣，照旧录用故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如冯铨、陈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为大学士或尚书。对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暂不加限制，七月山东巡抚朱郎碟向他请示，新补官吏能不能仍以纱帽圆领的明朝官服继续当官行使职权，多尔衮说，目前军事斗争还没有结束，衣冠礼乐也尚未制定，所以一切还悉数按照明朝的样子。对明陵采取保护措施，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申严军纪，取悦百姓，当时多尔衮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为了收买人心，即范文程说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起到了笼络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这对清朝统一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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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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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北京一带的“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六月间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还反复宣谕说：“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福临）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这既是对京师人民而发，也是对八旗内部的军民而发。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九月，福临从盛京起程进入山海关，多尔衮率诸王群臣迎于北京城东四十里的通州。福临到北京后，马上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也都升为亲王。济尔哈朗则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摄政王只有多尔衮一人。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大清王朝终于实现了定鼎中原的目的，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多尔衮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也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渐由“叔父摄政王”进升“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明摆着多尔衮就是太上皇了。不过，这位“太上皇”还算是清醒，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中国古代朝廷颁发有一种传递信息的物品，一般由木雕或铜铸成鱼形，时称“鱼符”、“鱼契”；由于要把传递的信息书写在符上，故又称为“鱼书”。使用此符时，把它剖为两半，双方各执半边鱼符，以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