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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全国进人斗批改阶段，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口号推动下，经济体制大变动又被推上了前台。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把全国划为10个大协作区，各自建立工业体系，自己武装自己。林彪集团则企图借战备之机，把更多的机构纳入军队体系，巩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获取的权力。
经济体制大变动的第一项内容，是下放企业、精简机构。
1969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企业要以地方管理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地方、中央和双重管理三种形式。经毛泽东亲自决定，1969年5月1日全国最大的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下放辽宁省鞍山市管理。以此为开端，掀起了全国的下放企业高潮。
1970年3月5日，国务院拟定了《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各部把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绝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以地方为主，少数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极少数大型或骨干企业，实行以中央为主的双重领导。
正在施工的直属基建项目也同样下放地方。《通知》还规定：下放工作要在本年内完成。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等2600多个中央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
一些部门的下放情况是：机械工业部门：1970年4月八机部与一机部合井，部属企业310个到年底下放277个。其中包括第一、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第二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等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大型企业。冶金工业部门：原有的70个大型联合企业、重点工厂，除攀枝花钢铁公司和长城钢厂外，包括鞍山、武汉、包头、太原等钢铁公司等24个大型企业在内，全部下放，以地方领导为主。煤炭工业部门：原有的个部直属矿务局，全部下放地方。
经过1970年的下放，包括1968年先行下放的22个矿务局，中央各部属企业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家，比1965年减少86。5％，工业产值只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些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的企业被继续下放到地区甚至县、市。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下放企业行动带有较大的盲目性，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状态。一些重点大型企业下放后，地方无法解决生产计划、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等问题，名义上是多头领导，实际上是上无人统，下无人接。如北京市的化纤配套产品，分属冶金、一机、水电、燃化、一轻等9个部分管，人称九龙治水，结果被基层讥讽为上面有政府，无主义，下面有主义，无政府。下放过快、过深又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使经济效益进一步下降。
与下放同时，国务院各直属部委机构也进行了精简、归并、撤销。1970年6月，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报告，将各部委由80乡个精简为27个。人员编制仅占原来的18％。其中涉及经济管理的机构变动情况是：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工交办、国家物委、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统计局、中央安置办公室合成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建工部、建材部、中央基建政治部合成国家建委；一机部、八机部合成一机部；石油部、化工部、煤炭部合成燃料化工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合成交通部；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合成轻工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合成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局合成商业部；外贸部、国际贸易促进会合成外贸部；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中央农林政治部合成农林部。为适应战备需要，邮电部的电信部分、国家测绘总局、气象局、民航总局等已先期划入军队的总参、空军编制。
经济体制大变动的第二项内容是下放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基建投资权力，实行地方大包干。
1971年3月财政部决定，从本年起实行财政收支包干，主要内容是：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包干以后，虽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又产生了收入指标难以符合实际，各地苦乐不均；地方机动财力不稳定，各年差异较大；短收地区不能保证上缴，仍要国冢补贴等矛盾。1972年3月又作了部分改变，采取各省、市、区分成办法，不满l亿元的超收归地方，超过部分上缴中央一半。但是仍没有解决问题，当年国家亏空298亿元。1973年再次作出修改后，华北、东北地区和江苏省试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的办法。然而在执行中收支脱钩，又把地方的压力转嫁到中央。
这些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基本上是为解决当时下放问题的临时过渡措施，缺乏整体安排，因而助长了地方分散资金，盲目建设的现象。
1971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关于物资分配大包干的报告，当年在华北地区和江苏省试行。主要内容：一是减少国家集中管理的物资种类，由1966年的579种减少到1972年的217种；二是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权，对部分重要物资试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办法。在当时物资紧缺情况下，层层下放物资分配权实际上难以实行。如建材部下放给河北的唐山水泥厂，下放前每年给1000多吨维修钢材，下放后只给130吨，其余要地方自己解决。因物资调配困难，影响了重点企业和项目的建设，1973年以后不得不逐步恢复原状。
1970年在拟定四五计划的同时，还提出了基建投资大包干。即按国家规定的项目，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投资、设备、材料由地方统筹安排，结余归地方。基本折1日资金也下放用于地方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革等。
这些变动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促进地有小工业又掀起一次大发展。但是，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监督，也助长地方纷纷上马基建项目，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
经济体制大变动的第三项内容，是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体制。
1957年以前，我国实行与多种经济成分适应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1958年曾加以简化。文化大革命中，私营经济严重萎缩，集体经济也有一部分被强行过渡。
1970年又提出改变国营企业的工商税收制度，一个行业一般按一个税率征收。年月，国务院颁发新的《工商税条例》，把多个税种合并为工商税，简化税目、税率。简化信贷制度的做法是合并机构、下放权力，改变信贷方式、调低利率等。简化劳动工资制度的主要内容，一是在年将全国临时工中的一半转为固定工，二是将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取消了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简化税收、信贷制度削弱了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简化工资制度使得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场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造成了长久的影响，其中有些措施在年以后的调整中恢复原状，有的则一直沿用下去。
毛泽东肯定了以下放为主的这场大变动。年12月，他在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周恩来在下放高潮之初曾注意到了可能带来的弊病。1970年10月，他说：厂矿不能像1958年那样统统下放；物资调配不要一下就放；大包干，要有个过渡办法。厂子下放后，要帮助一段时间，不能推开不管；10个经济协作区不能一下子拿出来，还要试点，逐步建立。
协作要按经济法则，要按计划，计划还是全国一盘棋。然而，他的意见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国务院权力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很难产生作用。
这场经济体制大变动的目的在于改变原有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弊病，也调动了地方的一些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地方工业。但是，由于违反经济规律和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原有的弊病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改善，反而又增加了乱与散的新问题。事实说明，在缺乏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从左的方面否定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必然造成无政府主义经济状态。
三五计划的五年，总的说呈现了起（1966）、（1967…1968）、（1970）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