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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说好说。。。”我摆手示意她不要冲动，“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可是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得想法解决，否则三天两头到我这里来要求验伤我也觉得麻烦呀！”
吴阿姨的身后立着一个皮肤黑黑的小男孩，穿着褪色的T恤和肮脏的短裤，神情惶恐地盯着我正在准备的抽血工具，局促地缩着两只穿在过大的旧塑料拖鞋里的光脚，一会儿立在一只脚跟上，一会儿又换到另一只。
隔壁等候室里传来不知疲倦的争吵。一个本地口音的尖利女声歇斯底里地大叫：“你打人！你是凶手！你这野蛮的乡下人！”一个男人起劲地帮她的腔。另一个稍低沉的女声用浓重的安徽口音辩驳：“谁打你了？我没有打你！你整天欺负人！”突然一个清脆有力的男声吼道：“安静！这里是法医研究所！吵什么吵？再吵，让你们全部蹲看守所去！”
吵闹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不甘心的哼哼。
我暗笑：“梁凉这家伙！真会看准机会滥用刑警的公权啊！”
不过我得感谢他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我想到要给男孩抽血就犯怵。他只有5岁，血管相当细，抽血时必需要全神贯注，力求一针见血，否则就得等着听他扯着嗓子没命地哭叫。不过，象他这样在尘土中跌打滚爬长大的孩子是不是会比人家家里娇生惯养的孩子耐痛一点呢？不管怎样，不能冒险，应该尽量稳妥行事。
我俯下身，托起男孩的小胳膊，扎上止血带，用酒精棉球在肘窝的地方擦了几圈。棉球变黑了，酒精擦过的地方翻起一片皮垢。吴阿姨从背后顶住他的肩膀，嘴里说：“阿毛不要怕，不痛的啊！”也许他听到过太多谎言，在闪着寒光的针头面前漠然地瑟缩着，扁着嘴唇不做声。我用食指按了按凸起的静脉，对阿毛说：“如果你配合，我们快点结束，你就不太痛。否则会很痛很痛。知道吗？”男孩还没来得及点头，我已经把针扎进了他的静脉。他皱了一下眉，没哭出来。我拉动针芯，殷红的血无声地充满了针管。
阿毛和父母、奶奶、叔叔婶婶和堂姐一起住在大田路112弄3支弄25号乙室后楼梯的三楼上。那是间有老虎窗的顶楼房间，室内用木板搭出一层阁楼，给奶奶、堂姐和阿毛睡。阁楼下的空间分成两部分，较大的部分是叔叔婶婶住，较小的部分白天放上桌椅吃饭起居，晚上搭上地铺给阿毛父母睡。阿毛的父亲30多年前支内去了新疆，近几年才带着阿毛娘和尚在襁褓中的阿毛回到上海，在路口摆摊修自行车谋生，阿毛娘则在附近饮食店里烧锅洗碗。
生计虽然艰难，但人总得顺着生活的轨迹走下去，直到那天阿毛的父亲突然一头栽倒在街沿，几个小时后在医院里过世，死亡诊断是脑溢血。戏剧性的是，就在第二天，街道里贴出了拆迁通知。整个大田路上所有的老旧里弄房子连同部分居民赖以为生的小店铺将被夷为平地，代之以体现现代化城市面貌的高楼和绿地。阿毛家的房子是私房，产权属于奶奶，按照动迁条例，可以分到26万动迁费。奶奶现在因为肺炎住在地段医院里，病情危重，神志昏迷，来日无多。为了这26万动迁费的继承问题，阿毛叔叔婶婶和阿毛娘已经争吵过许多次，甚至动起了手。在我们的登记册上就有两次这家人的验伤记录。阿毛母子现在只能睡在已经被拆了一半、无水无电的饮食店里。
按照继承法由阿毛父亲和阿毛叔叔平分奶奶的遗产。虽然阿毛父亲先于奶奶过世，但阿毛娘和阿毛可以继承父亲应该继承的那一份。不过阿毛的叔婶底气非常足：阿毛娘和阿毛的父亲没有领结婚证，因此没有继承权。而阿毛出生在外地，既没有出生证，也没有在上海报上户口。换句话说，只要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阿毛父亲的亲生儿子，阿毛叔婶就可以得到全部26万元动迁费。对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值得拼死去争的巨款。
我拔出针头，拿一个棉球压在伤口上，曲起阿毛的手臂，让他自己用大拇指压住。小孩在吴阿姨的带领下不声不响地拖着过大的拖鞋踢里踏啦地往外走。
我把标本注入试管的时候，梁凉打开房门大步走到空调下敞开制服的衣领对着出风口猛吹，嘴里不停地说：“热死了！热死了！”
“他们已经走了吧？”我问。
“是呀。烦死了！吵死了！”
我说：“你声音才是最响的呢。我在这里听得清清楚楚。小心人家投诉你。”
“不这样怎么让他们住嘴呢？”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他身材精瘦，头发剪得短短，任何土气的警服只要合身地贴在他身上，便象被注入了鲜活奔放的生命，显得光彩耀人起来。他的脸长得过分秀气，有一双柔软丰润的嘴唇，在警校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被嘲笑象女孩子。不过要是据此以为他是个性格象女子般温柔的可人儿，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办事非常干脆利落，不带“个人色彩”，既能赤手空拳打趴下三个小流氓，也能在关键的时候大吼一声震住全局。
“我看见那两个女人就讨厌！”他掀着衣领继续享受空调，“唧唧喳喳吵个不停，有什么可吵的？不就是钱吗？还是那个男孩子不声不响地，比较讨人喜欢。”
我笑道：“有哪个女人你不讨厌的？”
他摇摇头说：“反正这个是讨厌到极点了！赶快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不要再见到他们了。现在拆迁户纠纷是社会治安的重点，否则我才不会去管这个事情呢。我宁可去蹲点抓毒犯。”
我说：“等我拿到那老太太的标本，鉴定亲缘关系，下了结论，你也差不多可以解放了。”
他在实验室的水龙头下冲了一把，转过头来问我：“有没有毛巾？”
水珠凝在他微黑的皮肤上，润湿了他的双唇，在室内的灯光下，唇纹细密柔和，如凝露般闪着淡淡的诱人的光彩。
“你他妈的傻愣什么呢！”他的胳膊越过我的肩膀，从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在脸上匆匆抹了几把，拍拍我的肩膀说：“那，我先走了啊。”
我回过神来，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我也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少些“个人色彩”。我怎么就老是做不到呢？还是他的唇太诱人？
第二天我到地段医院去取阿毛奶奶的血样标本。我这才发现自己低估了阿毛叔婶的狡黠：阿毛奶奶在前天便过世了。阿毛叔婶可能暗中串通熟人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殡仪馆把她火化了。昨天他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依旧和阿毛娘吵吵嚷嚷，然而就在我抽阿毛的血的时候，关键的可供比对的另一份DNA正在化为灰烬。
这是一件民事纠纷，不是刑事案件，尚未进入正式民事案件处理程序，阿毛的叔叔没有义务提供DNA样本。即使居委会的吴阿姨愿意代替不识字的阿毛娘委托律师起诉，在通过正常途径拿到阿毛叔叔的DNA样本前，大田路的房子早就被拆平，拆迁费也早就到了他口袋里，要从他手里弄出钱来给阿毛母子，将是一个更加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那该怎么办？”梁凉几乎是冲着我的鼻子在吼。
这次我没有被他的唇迷惑得失去理智，立即指出他的出路：“你可以以负责治安的刑警的身份，配合居委会干部再次调解他们的纠纷，多多少少让那家人出一点钱给母子两，这样在母亲找到工作以前有钱租间房子住，两家不再吵闹，去除治安隐患，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那么这个孩子应得的就这样被别人侵占了？”
我两手一摊：“你觉得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会松手漏出一半钱来吗？”
他右拳击着左掌，在屋里来回走动：“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房子马上就要拆掉了！那个孩子和他妈妈，这么热的天连澡也洗不上。”
“只要他们不要生出刑事案件来，就没你的事情了。”
“这对那男孩来说太不公平了。”他走回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说，“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比对么？头发？”
“老太太睡过的床早就清理过了。”
“那小孩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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