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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
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
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
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
情。”在苏东坡之后多少年，老舍自沉湖底。当然“文明的代表者”的遭遇
确是既与“小人”更与“国情”有关。接下来余秋雨写了一段几乎是无与伦
比的文字：“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
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
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余秋雨对小人
也即“文化群小”典型的解剖是这篇文章最为精彩的内容，与之相比，他对
苏东坡突围心路的把握则有诗意而少思想力量。
苏东坡贬谪的“黄州”作为文人的“流放地”其实倒也具有象征意义。
我们在研究当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时，似乎有些疏忽“文革”中的“黄
州”与知识分子心灵历程变迁的关系。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
梦断忆》都真实地写了“黄州”中的“知识分子”状态，我一直非常重视这
两本散文集，小说中似乎还很难找到像这样可以称为经典的文本。许多知识
分子在“黄州”（“牛棚”、“狱”也可称为“黄州”）中“突围”了，巴
金的5 集《随想录》深刻的解剖了由“入围”到“突围”也即由“奴在身”
到“奴在心”再到“我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而这种“突围”恰恰不是“四
人帮”所妄想的，也与他们设置、由“文化群小”发出的“走出‘彼得堡’！”
的“号召”相反。这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注意到，研究当代文学的著作很少有提到《走出“波得堡”！》这篇
曾经轰动一时、“战斗力”极强的文章。其作者“任犊”，作为“上海市革
委会”写作组的笔名连研究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也知者甚少。此一时彼一时。
这篇“文革文学”的“经典”文论，作为极左政治、“阴谋文艺”的传声筒，
充分体现了“大批判”文论在发生、思想、理论、逻辑、操作方式和传播等
方面的特征。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 年，许多作家、学者著文批判
了《走出“彼得堡”！》，指出任犊阉割、歪曲列宁的论述，指出“彼得堡”
说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展，指出这一口号的险
恶用心在于打击革命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挑拨工人作者与专业文艺工作
者的关系，等等。这些见解都不错。我们还需要着重指出，“任犊”对极左
政治思潮的富有激情的娴熟的阐释，充分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在“文革”
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的沉沦（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沉沦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个
人的思想道德品质）。《走出“彼得堡”！》是一次“召唤”，对疏离了“文
革”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离开了阶级队伍”的“工人作者”的“召唤”。
而与这个中心相对立的是“彼得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
在任犊看来，这些“工人作者”也走进了“彼得堡”：“人所共知，修正主
义文艺黑线向他们（工人作者，笔者注）招手了，终于把有些人锁进了‘受
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彼得堡’——作家协会。”
在当时，“走出”又称为“回炉”：“回到三大革命斗争的红色熔炉中去，
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去，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去。”《走
出“彼得堡”！》的姐妹篇《让思想冲破牢笼》更直截了当说：“走出‘彼
得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思想冲破资产阶级的牢笼。”显然，当代作家
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无需再作什么辨析。今天再读这篇文章，我们可
以“历时态”地提出三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文革中的一些“工人作者”如果
曾经身在“波得堡”，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走出的，而这一走出对“专业作者”
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少人都知道，在“文革”中一些“工人作者”曾
对帮助过他们的“专业作者”反戈一击）；在“彼得堡”中的一些（而不是
全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疏离“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也即怎样突
围的；“任犊”们在当时显然是“回炉”了，而在“文革”结束之后，他们
又是怎样对待这段“历史”的，有没有从思想与精神的误区中真正突围出来
呢？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或思想史或文化史的这一部分，似乎还缺少有力
的、富有成效的“勘探”。检讨自己的精神历程这一“功课”为一些过来者
疏忽了，或者有意无意地没有做好它。我有时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好与我
们的精神、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一“功课”，几乎所有对“历史”、
“传统”、“文化”的反思，都有可能变得苍白脆弱，而且会使种种突围都
不可能不笼罩在阴影之中。这样想，是否过于沉重？
“突围”之于“包围”而言。所谓“包围”，也有“他围”与“自围”
之分。“他围”就是把“酱缸文化”里的“酱”泼在他人身上。苏东坡由庙
堂到江湖先摆脱的是“文化群小”的“他围”，而后是摆脱“自围”：“他
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
明。？ 。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
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
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
大的弊病就在这里。”正象余秋雨所分析的那样，“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
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解剖，目的是想找回
一个真正的自己。”于是必须“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
这才能突围？
《姑苏烟水集》
初读俞明《姑苏烟水集》，颇惊羡其格调的高远，后来读到《新民晚报》
上冯英子先生的文章，以为自己的感觉不错。我对我和俞明生存的这块土地
上的许多骚人墨客一直将信将疑，因此常生出些不无清高的孤独感。文人的
聚与散往往是因了文章和性情的缘故。好的文章是聚会的第一张请帖，以后
便是性情的“饭局”。性情是块砚，文章呢，是砚边点滴。我和俞明的缘分
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本《姑苏烟水集》，此后的清谈、茶话都为“烟水”弥漫
和滋润。我曾经在一篇未刊稿中说，《姑苏烟水集》记朱季海的《痴子》和
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中的《章太炎》堪称双璧。何以见得？原因当然不
在章太炎与朱季海的师生关系。张中行先生悲天悯人，以章太炎写中国文化
之血脉，从“古怪”中寻出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文化之至美。俞先生是以
同等情怀写章太炎硕果仅存的弟子朱季海，文字灵动甚至有点“侃”，细读，
就体味出苦涩了。由俞明在文章之外对朱先生的种种关心，我有时觉得他也
有把知识分子的善根留住的痴心。真是一代有一代的《世说新语》。于是，
我切实发现了俞明与“世俗”的距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吴地人的聪
颖、才情和常见的士大夫气在他身上都有不凡的表现。会唱昆曲评弹。忽然
又是书法。看到他的字会大吃一惊，果然工夫在书外。读了不少帖，但似乎
谁也影响不了他。这俞明先生个性太强了！他的笔法在娟秀与狂放之间。而
这狂放二字的笔画在吴地文人中已渐渐的散了骨架。这就有了我所说的“距
离”。俞先生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论人事褒贬自如，说古今纵横捭阖，多
年从政，仍是书生本色，仍是嬉笑怒骂式文章。其实，吴地自古不乏狂放、
耿直、狷介之士，只是渐渐的废弃了这类人格范式。受此影响，大多数的吴
地作家在创作中都以“亲和”的姿态处于吴地之中，现在需要有一种超脱的
处于吴地之外的姿态（不仅仅是姿态）和对吴文化的挑剔的眼光，如果能够
这样，吴地同人就能写出大善而非小善，大恶而非小恶；就能穿透种种“遮
蔽物”并拓展人生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