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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
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
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
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
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
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
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
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 页。关于这些运动
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 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
第9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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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
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
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
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
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
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
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
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
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
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
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
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
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
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
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
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
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
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
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
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
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
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
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
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
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
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 304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
述：①
……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
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
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
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
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
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
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304年又一次复兴
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 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
（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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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
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 （“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
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
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373页以下）。
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
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
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
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 （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
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
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
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
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
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
国家。史家范晔（公元398—446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
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
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他身上开始
③
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 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 190
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219年，当人们在
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
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
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
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
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
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
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
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
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
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
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
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
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
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
①
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
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却持论不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