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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书的情况。其后有鲁共王的故事，他在武帝死后的某个时候，为扩大他的宫
室着手拆毁孔子住宅。当工匠们拆除住宅的一堵墙时，他们突然发现了显然
是藏匿在那里的大批古代经书；而当共王亲自去看时，他听到了鼓、琴瑟和
钟磬的声音。共王惊恐，下令停止拆毁。②
这类故事有些可能是后来编造的，因为对于自称其经文比那些汉初大师
传授的经文更可信的某些学者来说，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据称在孔子住
宅中发现“古文《尚书》”一事，在经书研究的历史中成了著名的公案。据
说孔子后裔《尚书》博士孔安国（公元前约156—前约74年）与其他古代经
③
书一起得到了这部经书。据他所说，古本包括另外16篇。他把 《尚书》的
古文本献给皇帝，但是由于政治情况，它没有被认可立学官。
前汉王朝快结束时，刘歆（死于公元23年）再次提请朝廷注意这种文本，
他和其父刘向（公元前79—公元8年）一起负责为秘府编制藏书目录。可是，
早在12世纪中国学者就已指出，这种据称由孔安国拿出的文本不可能源出于
他，而是在公元3或4世纪伪造的。
② 《隋书》卷三二，第941 页。
③ 《汉书》卷八八，第3603 页。
④ 《汉书》卷三○，第1706 页；卷四九，第2277 页；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92 页。此时晁错任
太常掌故之职。
① 《汉书》卷五三，第2410 页。
② 《汉页》卷三○，第1706 页；卷五三，第2414 页。
③ 《汉书》卷八八，第36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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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关发现古代经书的记载还必须在围绕太学和十分令人羡慕的博
士职务进行的“学官之争”的背景中来考查。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
年在位）统治下，《尚书》的古文经被定为官方课程，但在光武帝 （25—57
年在位）统治下，又作为针对王莽统治的反措施而被取消。我们在此没有必
要注意经文的变动，它的最后形态可能的确包括始于更晚时代 （3世纪）的
伪造部分，这里只要说明再度爆发于18世纪而于19世纪末达到高潮的有关
①
它的真伪的争论，也就够了。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刘歆宣扬这部和其他古文经书的活
动这一事件是经学研究各学派间的论战，即名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之间的论战
的开端。《尚书》的古文经不是唯一的非一争高低不可的争论点，刘歆特别
插手的经书是 《左传》（《春秋》编年史的左氏传注）。
这部著名的编年史是他在皇家档案馆中发现的，他“引传文以解经，转
②
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换句话说，刘歆似乎是把他发现的这部经书
整理成他陈述的形式，它已不是原来的古文经，而成了一部神圣经书的一种
注释。为了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甚至可能夹入他自己杜撰的东西。即
使是这样，刘歆在提请把他的古文经列入学官时仍陷入了困境，这一次，他
的怒气冲冲的奏疏对思想极为保守的学者充满了讥刺；这些人宁可依从并不
完善的口头传授，也不信奉有根据的古文经。③
王莽和刘歆
当王莽掌权（作为新朝的皇帝，9—23年在位）时，刘歆的地位发生了
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两人曾一起在宫廷供职，所以在公元前7年和公元9年
④
之间，刘歆在王莽的提议下被提拔到高级品位并担任高级官职。刘歆这时看
⑤
到了他的时机，就在太学教授的课程中设立古文经。王莽如此沉溺于经典学
识，以致采取每一措施时，他都要促成这种或那种神圣的经书得到认可。同
时，他对经书的利用表明，他和所有其他官方认可的经典学者一样是神秘朕
兆的信徒。在后世他历来被诋毁为篡位者，直到现代他才得到比较同情的对
待。①
据历史记载，王莽本人也发现了一部已遗佚的经书。这就是《周礼》，
也叫《周官》。后来也成为神圣经典的这部经书，是一个精心设想的乌托邦，
它记述了一种很可能从未以这种形式存在过的行政制度。它可能是汉代以前
②
的作品，但它无疑完全适合王莽的总目标，即重建理想化了的古代制度。
① 伯希和： 《〈古文书经〉和〈尚书释文〉》，载《亚洲东方论文集》第2 卷 （巴黎，1916），第123—
177 页。
② 《汉书》卷三六，第1967 页。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68 页以下。张朝孙 （音）的《白虎通》第1 卷第144—145 页有部分英译文。
④ 《汉书》卷九九中，第100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63 页）。又见顾颉刚：《汉代
学术史略》，第152 页；钱穆：《两汉经学平议》，第55 页以下。
⑤ 夏伊罗克： 《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73 页。
① 关于本卷所举的传统看法和评价，见前面第3 章的开头部分和《王莽的统治时期》。
② 关于《周礼》和《左传》的可靠性的证明，见高本汉：《〈周礼〉和〈左传〉文本的早期历史》，载《远
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 （1931），第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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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时期的官学
随着王莽倒台，被抑制的反对他的力量率先废除他当权时期所承认的所
有古文经。但这并不是今文经拥护者和古文经拥护者之间的争论的终结。这
也不是竞争建立学官的终结。新开国的光武帝（25—57年在位）本人极其相
信朕兆及与之有关的谶语文籍。这意味着秘教式的注释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
势力。对这种倾向提出异议的学者陷入了更大的危险，如在桓谭事件中，他
上书反对谶纬的神秘主义，当激怒的皇帝驳斥时，不得不公开认错。③
有人指出，桓谭和其他人物的这种怀疑态度，是遵循古文经学者的特色，
而传播今文经的那些人则完全迷恋于对经书的谶纬学解释。这个论点站不住
脚，因为古文经的提倡者刘歆和王莽本人都是秘教式注释的信奉者。我们倒
不如考虑这些学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有些学者常常在追求比较低下的目
的中，以没完没了的注释使这种秘教式的伪科学言过其实；有些学者反对这
①
类过分的做法，认为这在经学研究中是一种有害的倾向。他们无疑全都遵循
风靡一时的关于人和万物的整体论观念，即使就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如扬雄
（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和王充 （27—约100年）来说，也是如此。虽
然他们两人对他们时代的官学都持极端批判的态度。
后汉时期经学研究的情况似乎表明，今文经的拥护者胜过了古文经的拥
护者。大学讲席为今文经学者占有，而古文经的拥护者却不能使他们的学派
得到国家承认。可是，透过外表情况来看，必定造成了不少紧张情况，对官
学过于得势提出的异议增多了，这可能是讨论经书真正意义的第二次会议的
根本原因；这次会议于公元79年举行。
这次会议叫白虎义奏，亦即白虎观中的评议。据称把这些讨论内容汇编
②
成文的《白虎通》实际上可能是晚些时候写成的摘要。这部书的内容是说明
当时流行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其特征是相信宇宙大量与人的行为和事件相互
影响。这部书大量引用了从经书——今文经和古文经——以至谶纬著作的资
料。因此，《白虎通》可以被看作汉代“神学”在其开始衰微时期的一个顶
峰。它是与帝国的神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