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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奴抓住时机恢复对西域以及邻近民族（特别是乌桓）的统治。不用说，中国
与匈奴之间的贡纳关系也中断了。公元24年，更始帝 （23—25年在位）要
求匈奴按贡纳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呼都而尸单于回答说：③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0 页。
① 见《汉书》卷九四下末（第3833 页）班固的评论。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2 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0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3806 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
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772—846 年》伦敦，1949），第12 页以下，第130、184 页。关于遣
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 《中国在中亚：前125—23 年的早期阶段》
（莱顿，1979），第43 页以下、第146 页以下。
② 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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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
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呼都而尸单于颠倒贡纳体制的说法是很认真的。在公元25年，他宣布立
④
卢芳为帝，卢是一位边境豪富，他曾声称自己是武帝的后裔。单于这样做的
理由是，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归顺匈奴时，他应该受到如呼韩邪一样的待遇。
在他统治的鼎盛时，呼都而尸甚至以自己和著名的祖先冒顿相比，有几个方
面证明这个对比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东汉王朝的最初年代，光武帝对匈奴
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他“卑辞厚币，以待来使”。其次，匈奴对汉代中
国发起多次袭击。第三，呼都而尸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首领中间找到了强
有力的同盟者，如卢芳和彭宠。按照这种状况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确使
人想起了冒顿时代的模式。
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
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例如，
当呼都而尸指定他的儿子为太子，从而违反了已故的呼韩邪宣告的兄弟相继
原则时，他的侄子右方日逐王比是如此愤怒，以致拒绝出席匈奴宫廷的年会。
①
作为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比无疑对嗣位有合法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作为
右方的日逐王，比已在匈奴帝国的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权力基础。这样，在48
年，即呼都而尸的儿子蒲奴继承单于的宝座两年以后，南部的拥有总数4万
②
至5万兵力的八个匈奴部落宣布比是他们的单于。 匈奴再一次分为两个集
团，在整个后汉时期各自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一方面由于北匈奴的难以对付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广泛蔓延的自然灾
害如饥荒和传染病，单于比决定效法他的祖父呼韩邪的榜样，在50年带领南
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为了完成他的新的义务，单于不但派质子到汉朝
宫廷，而且在汉朝使节面前跪拜接受皇帝的诏旨，以表示他的归顺。不用说，
南匈奴为这一归顺得到很好的报酬。除了得到金印和其他标识以示荣誉之
外，单于还从汉朝收到1万匹缯，2500公斤丝，500千升谷物和36万头牲畜。
③
后汉与南匈奴
中国的贡纳制度在后汉应用于南匈奴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
贡纳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地正规化。在匈奴方面，单于的政治地位现在清楚地
是一位“臣”。制度要求他在每年年底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
与此同时，皇帝将派遣一位帝国使者（“谒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
的宫廷。这些贡纳的行程是如此准时，以致于据报道新旧质子经常在来去中
国的道路上相遇。很可能，由汉朝宫廷设计的这种轮换质子制度，目的在于
扩大中国对所有未来的匈奴领袖们的影响。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匈奴统治阶级各色各样人物的礼物和给予整个南
匈奴的财政援助也以年度为基础而正规化了。例如，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
④ 《后汉书》卷十一，第505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0 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3 卷， 《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 （1967），第102 页以下。
①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 （1964），第1—12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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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固定为1000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10000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
奏疏，公元91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100900000文。①
第二，对贡纳制度的控制更加严密，以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之下。
②
公元50年，建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新官职——使匈奴中郎将。该官员
的职责除了监督他们的活动和动向之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民中间争端的司
法裁定。这些职责要求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因此根本违背了呼韩邪单于时
代遵守的惯例，当时单于事实上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
第三，后汉朝廷作出自觉的努力，使贡纳体例更紧密地符合整个帝国制
度，做法是将南匈奴移入中国，把他们重新定居于边境八郡（在现代的陕西、
甘肃和内蒙古）。公元50年冬天发布的一道诏旨，命令南匈奴的单于在西河
郡（陕西）的美稷建立他的宫廷。同时，以“卫护”为名，得到2000骑兵和
500弛刑犯人组成的队伍支援的帝国指导匈奴的机构，在同一地区建立。此
外，汉朝政府又迫使大批中国人移居边境的这些郡，在那里开始出现了匈奴
和汉人杂居的情况。①
随着这些重要的变化，后汉时期在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经济上，南匈奴几乎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正如公元88年单于向
汉帝上书所说：②
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政治上，汉朝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公元143年，
在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的结果空缺三年以后，汉朝甚至能够将一位居住
③
在中国首都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在宗教方面，自公元50年开始加入汉朝
的贡纳体制时起，与单于对匈奴的“天”履行季节祭祀的同时，他每年三次
向已故的汉朝皇帝供奉祭品。④
毫无疑问，在他们移入汉朝疆域之内以后，南匈奴和汉帝国发展了许多
亲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将南匈奴的历史看成是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
部分，实际上是合理的。但这决不意味南匈奴已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事
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突冲时有发生。
除了杂居之外，单于对在政府监督之下产生的多方面的汉朝影响特别愤怒。
而杂居从长远看会削弱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活力。于是，据报道，
公元94年，单于安国被拉向新降附的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一边，同时又疏远了
已在中国安居的旧集团。结果他同北方的战士联合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
汉朝的大规模叛乱。①
①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50 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 页。94 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
书》卷四五，第1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