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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
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
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
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
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
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
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
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C。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
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
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
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
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
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
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
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
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一九四二年，
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咸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
的名单。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
黄雍先生核对过。一九七五年，郑锡麟来京参现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
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
“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
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
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
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
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
军统内幕
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
临训班成立经过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澄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
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
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
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
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
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
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
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
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
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
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长李
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
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
这个班设在那里。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
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
上二十五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
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
监督作用）。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
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人。如学生将
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华中与西南的
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
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
实力。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
量。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
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
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
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
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高中毕业，
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
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
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
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
倍，所以要多多益善地尽量招收。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连八
百人都不到，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各省送到湖南的学
生不到三百人。临治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
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
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十多名全部拨给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
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入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
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我记得姓名的夫妻，就有廖仲文
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至
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我从一九三七年冬在郑州帮同梁干乔招生起，便和这个班大部分学生相识。以
后我送他们去临澧，又留班任教官，还搞过一段总务工作，和这期的学生比较熟悉。
我在军统二十多个训练班兼过课，只有在临训班是专任教官，因此与这个班学生关
系最深。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又有不少长期与我同在一起工作。戴笠死后，我又
应这个班部分学生的要求，担任他们的一个小集团滨湖同学会的会长。因此我
对这个班从成立到毕业，以及分发工作，和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在军统特务组织中所
起的作用，都比较清楚。
通过这个特务训练班的情况，也可看出军统特务的不少内幕和罪恶活动。这个
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一千左右，但对革命的危害和在蒋帮中反共反人民的罪
行，却是非常重大。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组织中，这批人还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
继续在与人民为敌。
组织人事情况
临训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