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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行动破坏！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国民党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
祁三益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祁三益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祁三益试探提出，想回镇原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祁三益的要求。
陈世琦当面向祁三益交待，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还给祁三益发了路费和通行证。
祁三益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应贤打入了庆阳。
吴南山到驿马关第二完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同学！约会交谈得知，这个李峰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后，吴南山骑马跑了九十里路，半夜敲开李甫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峰璧，实行暗中监控。①
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李峰璧等人带回延安。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延安大案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
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
；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
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等六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八十六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还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
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待，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②
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
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悔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得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协助边保工作。
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长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是河北定县人，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又到中社部汇报。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
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有了李克农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得既原则又具体，大家就大胆工作了。①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认人（1）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已经投诚，边保在军统西北特侦站中有了内线。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向他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
作也挺卖力。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要祁三益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
邻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通过杨超，祁三益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
李春茂于9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新市场的一家小旅店。整日城里城外游逛，上了宝塔山，进了大砭沟，还参加一场露天报告会，听吴玉章讲青年怎么对待恋爱问题。延安的青春气息感染力极强，李春茂决心先上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可是同汉训班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