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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25)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6)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