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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集编次，既未分类，也不编年，读来不免稍嫌零乱。如《厂甸》一篇原在
《夜读抄》中，《厂甸之二》却在《苦茶随笔》中，两篇谈厂甸书市的文章
没能放在一起。又如在《苦竹杂记》中有一篇《如梦录》，在《药堂语录》
中又有一篇题目相同而内容互异的《如梦录》，按集编次就隔得更远了。同
时，只从文集中选文，周氏的大量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此类文字，都无法收
入，沧海遗珠，更是很大的遗憾。还有周氏所作的序跋文，也是别一体裁的
书话，当时没有编在一起，而是别为一集，就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的《知
堂序跋》，这也是我觉得不很妥当的。原有的《书话》和《序跋》，绝版都
已过十年，读者和友人时有询及，我也舍不得它们就此消灭。于是征得周丰
一先生同意和授权，决定增订重编一部新的《知堂书话》。
所谓新的书话，新就新在：
一、《书话》原来不收序跋，新《书话》则一体全收。二、《书话》原
来只收文集内的文字，新《书话》则将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书话和序跋全部
收入。
三、《书话》原来按集编次，新《书话》则按文章内容分为下列七辑：
1。谈书和读书
2。谈中国古书
3。谈旧小说等
4。 谈中国新书
5。 谈东洋的书
6。谈西洋的书
7。谈自己的书
四、《书话》所收的文章，原来都没有编年，新《书话》七辑则一律按
发表（写作）时间先后编次（谈同一书的文章放在第一篇之后），这样更易
看出知堂读书生活的轨迹。五、周氏的文章，引文常常很多，又不太喜欢分
段，今天的青年朋友读起来，也许会感到不便。此次新编，较长引文用另外
字体排出，正文太长的地方适当分段，可能比较合乎现代阅读的习惯。
《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原来各有一篇序，现在把它们附在这篇新
序的后面。那两篇序文里说过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补充修改，当然也
就不必再重复了。
这篇小序已经排好，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忽然收到北京图书馆发来的
讣告，惊悉周丰一先生不幸辞世，匆匆不及作文，谨在此附志数语，表示我
衷心的哀悼。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一日。
第一辑——谈书和读书
读书论①。。
中国近来新出书籍，读不胜读，亦读无可读也。见德人淑本好尔《读书
论》，有足备省鉴者，采译其言，作是篇。
天下文章，是分二道，殊途并进，两不相知，一真而一幻也。真者，贤
哲之士为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以渐；统欧洲全区，百年之间，可仅得
十书，顾皆天下至文，永久传世。幻者，庸众之人以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
其进也骤；张皇号召，声动一世，一岁之中，得书千馀，第不阅十稔，更问
其书何在，昔日大名今复焉在，则去之已久，亡也忽焉。唯真与幻，一久一
暂，正相对待，有如此也。
昔者希腊史家海罗陀多思记言，克塞耳绥思尝阅兵，其数不可计极，乃
潸然泣下，念是千万人，不及百年，将更无一存也。今若披通行书目，见是
中书籍，将十年而尽亡，言念及此，更焉得不流涕耶。
文字之域，芜杂不异人间。人若涉足尘世，当见顽愚群众，到处麇集，
挠害万物，如夏日青蝇。唯恶书亦然，其在著作林中，若田有蔓草，夺良苗
之膏泽而阻其长。是复垄断天下人之财货光阴精神知力，悉聚于己，使无暇
以及他书。故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试观近世著作，十九皆是，
推其原旨，第欲得钱耳。文人书估，朋比为奸，以欺世人。更有进者，佣书
卖文之徒，不知醇美趣味与时代文明，俨为文苑领袖，教世人以趋时，使读
最新之书，以为社交谈助。而已以是得阴售其志。如斯宾特勒、笠顿希和之
属，著述浩瀚，有名一时，皆其类也。己则利矣，而读者迫于时尚，强使日
诵庸书，不遑休息，斯大可哀悯者耳。著者既皆庸凡，复为金资而动，故其
数亦至众。天下之人，以读其书故，于古今杰作，转致荒废，但知其名而已。
欲救其敝，不读一法最为切要，是在独立主见，不妄读书。无论政治宗
教诗歌小说，毋以群众欣赏，名震一时，一年而数易板，遂取诵之。须知恶
俗之书，为愚人而作者，恒得多数赞美也。但当诵习贤哲著作，其思想感情
超越古今，悠久不朽者，斯乃足为教益耳。吾人读书，恒患多逢恶札，鲜见
佳本。恶书者，精神之鸩毒，其害及于心思。人欲读佳书，当从不读恶书始。
何者？盖人生实短，而时光精力，皆有所限也。
□1914 年11 月刊《绍兴教育杂志》1 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北京的外国书价
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
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
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板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
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
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
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
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
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
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
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
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
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
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
（Batoh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
“叨息尼支（Taus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
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
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
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
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
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
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
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
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
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无一角
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
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
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
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
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
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
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
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
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
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
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
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
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
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
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
是日常的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