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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读。是什么缘故呢?这个我实在说不出。我想,未必因为彼此是同行罢?
老实说,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计划,想编一部完全的《宣传大全》,内分天
文地理时令人物等门,人物门中按照百家姓,以人为纲,划分拥护打倒两目,
将某人的同一事件,依照拥打两种场合,拟成适当文句,分别登录,以备临
时应用。这部《大全》如能编印成功,生意一定不会差,只可惜工程浩大,
而且泄尽人天奥妙,恐遭造物之忌,也不很好,所以就搁下了。现在何君的
《大纲》出来,略可补此缺恨,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同行
嫉妒”,我既是著者的同行,又被他捷足先登,那么因此而反爱读该书,照
中国的道理是不会有的了。
其次,难道是因为意见相近么?恐怕这也不见得。我平常有一种偏见,
不大喜欢口号与标语,因为仿佛觉得这是东方文化的把戏,是“古已有之”
的东西,玩了没有什么意思。假如相信它有实在的神力,那就有点近于符咒;
或者只是根据命令,应时应节地装点,这又有点类似八股了。即使以广告论,
我又是很讨厌广告的,其原因当然是一半由于商业广告之撒谎,一半则是被
沿路的香烟广告——特别是画广告穷凶极恶地包围,失去了姑妄观之的忍耐
性了。反过来说,我因为不喜欢符咒,八股,以及广告,所以对于标语口号
也不大喜欢,或者说得更为妥当一点亦未可知。但是,假如因为自己不喜欢,
看见人家有类似的意见,便五体投地的赞美他的全部著作,那也未免太感情
用事,是我所极想避免的。况且,著者也并未明瞭地表示他反对的意见呢。
我称赞这本书的缘故是很简单的,便是因为它能够将政治工作的大纲,
简明他说给我们知道。著者是专攻“标语学”(Posterology)的同志,凡读
过他批评北大三十一周纪念标语的文章的人无不知道,这回他根据了多年的
经验与研究,把以标语口号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写成一本书,的确
如著者所说“自党国成立以来,这类著作似乎还不甚多见。”看官们手里如
有八毛钱,想到平安去看有声电影,我劝大家不如买一本这个大纲,拿回公
寓去读。你如不赞成喊口号贴标语的,读了也有意思,万一是将来要去做这
些政治工作的,读了尤有用处,反正是不会叫你上当的。不过若是手里有一
块六毛钱,想两个人去看电影,那么我就不好意思劝你买,因为叫人家牺牲
恋爱来研究政治工作,未免有点拂人之性,所以我也只能恕不替著者硬拉买
卖了。
□1930 年6 月刊《骆驼草》7 期,署名岂明
□收入《看云集》
枣和桥的序
最初废名君的《竹林的故事》刊行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序,随后《桃园》
出版,我又给他写了一篇跋。现在这《枣》和《桥》两部书又要印好了,我
觉得似乎不得不再来写一篇小文,——为什么呢?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
借此做点文章,并未规定替废名君包写序文,而且实在也没有多少意思要说,
又因为太懒,所以只预备写一篇短序,给两部书去合用罢了。
废名君的小说,差不多每篇我都是读过了的。这些长短篇陆续在报章杂
志上发表,我陆续读过,但也陆续地大都忘记了。读小说看故事,从前是有
过的,有如看电影,近来不大热心了。讲派别,论主义,有一时也觉得很重
要,但是如禅和子们所说,依旧眼在眉毛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归根结蒂,
赤口白舌,都是多事。分别作品中的人物,穿凿著者的思想,不久前还是喜
欢做,即如《桃园》跋中尚未能免,可是想起来煞是可笑,口口声声称赞“不
知为不知”的古训,结局何曾受用得一毫一分。俗语云,“吃过肚饥,话过
忘记”,读过也就忘记,原是莫怪莫怪。然而忘记之馀却也并不是没有记得
的东西,这就是记得为记得,似乎比较地是忠实可靠的了。我读过废名君这
些小说所未忘记的是这里边的文章。如有人批评我说是买椟还珠,我也可以
承认,聊以息事宁人,但是容我诚实地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
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关于文章之美的话,我前在《桃园》跋里已曾说及,现在的意思却略有
不同。废名君用了他简炼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从近来
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废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来很被人称
为晦涩。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
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
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
面。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明季的竟陵派来。当时前后七子专门做假古董,文学
界上当然生了反动,这就是公安派的新文学运动。依照文学发达的原则,正
如袁中郎自己所预言,“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饾饤之习者
以流丽胜,饾饤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
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
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公安派的流丽遂亦不得不继以竟陵派的奇僻,
我们读三袁和谭元春刘侗的文章,时时感到这种消息,令人慨然。公安与竟
陵同是反拟古的文学,形似相反而实相成,观于张宗子辈之融和二者以成更
为完美的文章可以知之,但是其间变迁之故却是很可思的。民国的新文学差
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唯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
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
样地不能免焉。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
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
正是当然的事,我们再看诗坛上那种“豆腐干”式的诗体如何盛行,可以知
道大势所趋了。诗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这个趋势我以为是很对的,同是
新文学而公安之后继以竟陵,犹言志派新文学之后总有载道派的反动,此正
是运命的必然,无所逃于天壤之间,进化论后笃生尼采,有人悦服其超人说
而成诸领袖,我乃只保守其世事轮回的落伍意见,岂不冤哉。
废名君近作《莫须有先生传》,似与我所说的话更相近一点,但是等他
那部书将要出版,我再来做序时,我的说话又得从头去另找了。
二十年七月五日,于北平。
□1931 年作,1932 年刊“开明”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看云集》
修辞学序
提起修辞学来,就令我想到古代的智士(Sophistēs)。修辞学这名称,
我想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本来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译名,而原文又
是rhetoriketēkhnē 之略,此言辩士的技术也。后来希腊以至罗马的辩士有
些都是堂堂的人物,用新名词来说就是些大律师和政治家,但是当初的辩学
大师却多是智士,所以这种本领可以称为雄辩,有时又仿佛可以叫做诡辩,
这固然是由于我的有些缠夹,而散步学派(Per’patētiko)因为这些辩士非
爱智之士,也总难免有点轻视,那又可以算是我的缠夹的一个原因了。
可是,散步学派虽然对于辩士不大重视,对于他的技术却是重视的。爱
智者唯重真理与公道,而发挥此真理与公道又不可不恃文字言语,则其术亦
甚切要,犹因明之于佛教焉,故散步学派亦自有辩学(实在,辩士应称说士,
此应称演说术)之著作,至其著者即是大师亚里士多德。亚氏之书区为三分,
首分可以说是名学的,关于说者,次分是心理的,关于听众,未分是文学的,
关于所说,即后世修辞学之始基。其后德阿弗拉斯妥思、特默忒留斯等相继
有所著述,由罗马而入欧洲,虽代有变化,流传不绝,至今读修辞学者不敢
忘散步学派哲人,于智士诸子亦不能不加以怀念也。
亚氏书中首分区别所说为三类,一政治的,二法律的,三临时的,是也。
基督前五世纪中,希腊政体变为民主,公民在议会和法庭上的活动渐以增加,
前两类的演说遂很重要,而临时尚有一种臧否人物,如送葬演说之类的东西,
即所谓epi…deiktiko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