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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数字上看这种发展，成绩和效果的确不能说很差，但问题也是大量存在的。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题目为《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座谈会。在谈到统购统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锡文同志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阴影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农业，统购统销制度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化过程，最主要的是使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和重新组合。
林毅夫教授认为，教授陈锡文先生的观察是对的。统购统销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影响大约为3％，但是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远超过3％。原因在于统购统销制度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还限制了农民的创造力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
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所的王小鲁副所长补充道，1958年农业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太大，一个公社有20个村子，这个村子的粮食要在全公社的20个村子里平均分配，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大锅饭的“锅”变小一些，人民公社才能维持二十年，否则公社制度可能在60年代就垮掉了。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官方的价格调整很缓慢，再加上农业生产供给调节的滞后性，中国农业生产的波动程度变得更大了。
坦率地说，这些学者在理论的研究上往往是无懈可击的，但这些理论有时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历史。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一段历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问题很大，浪费很多，但成绩也不可抹杀。
1958年春天，我从山东济南来到故乡蓬莱大季家公社范家村。由于母亲那一年到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就把我寄养在姑姑家。我正是在一个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年头来到农村的。这一年，当地农民敲锣打鼓成立了人民公社，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为了炼钢铁，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废铜废铁，结果把各家大柜小柜上的铜把手都给摘走了。为了搜集钢铁，连死人的坟墓也不放过。记得在一个黑了天的晚上，我来到村南山坡上的一个茔地，看见一些大人扒开坟墓，打着灯笼在棺材里搜寻金银手镯之类的东西，据说最后连钉棺材板的铁钉也给搜走了。
1958年，那是个丰产不丰收的岁月。大人都去公社炼钢铁去了，到了秋收时分，庄稼都撂在地里。我那年已经上学了。秋天农忙时分小学生都要到地里干活的。记得当时地里的花生遍地都是，拣都拣不过来。有些地瓜地，只用犁耕一遍，把露出地面的地瓜拣起来就是，剩下的埋在地里的至少有一半。
愚蠢的事就不说了，但有益的事情也不能不提。58年那年冬天，村里没有一个闲人，也没有一个整壮劳力留在村里。就连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合并到邻村李家去上学，吃住都在李家村。但是，在李家也让我开了眼界。这个村的南部正在修建一个大水库，全公社上千人马集中在李家村。有一天，我来到水库工地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到了大的施工场面。那热闹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后来听大人说，当年冬天出去修水库的人不仅有去李家的，还有去房山水库和门楼水库的。房山水库的规模比李家大，劳工人数也多。至于说门楼水库，规模更大，这个储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库至今是烟台市的用水生命线。当时聚集在这个水库上的民工至少有上万人。
就是在大跃进这短短的一年中，范家村周围的三个大水库建成了。这些水库后来都成了重要的水利设施。如果不是大跃进，农民们可能会与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时期一样，抄着手在家里过冬。正是由于大跃进，三座大水库出现了。要是在今天修建这三座水库，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开支。但在当时，只用几个人海战术就完成了。这种低成本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上。所以，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办法搞建设，不一定就比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办法效率高。不用说，在大冬天里修水库，那滋味肯定不好受，肯定不如趴在热炕头上好受。但共产党居然将农民发动起来了，心甘情愿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去。
通过这段历史，我对劳动力的巨大弹性深有体会。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如果人们全象大跃进时期那样干活，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保持15％的速度增长十年都没有问题。人身上可以挖掘的潜力太大了。我所感动的主要是我们的农民，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尽管他们有怨气，有牢骚，但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的安排，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并且，到现在基本认可了这种制度。如果现在改变这种集体经济的社会制度，肯定要遇到农民的抵抗。中国为什么能实行平均主义？就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土地资源和这样的农民。如果换一种制度，可能不会有这种奇迹般的劳动效率。
就说生产队吧，80年代包产到户时山东烟台地区曾对这一形式的放弃恋恋不舍。我从人民公社成立的那一天就在生产队里干活。从当时农民的觉悟和心情上看，这种集体形式的劳动生产率并不算低，大家还都是卖着命干活的。农村人由于他们狭小的生活空间，彼此之间对每个人的特性都非常了解。谁干的活好，谁干的活差，谁的能力大，谁的能力小，谁偷懒磨滑，大家心理都清楚，生产队长在管理和分配上都有分寸。这种组织形式在效率上有一定的优势，它特别适应搞公共建筑，例如修水库，修路，修水渠等。当然，生产队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劳动者失去了能动性。60年代我感觉生产队还是挺景气的，到了70年代，生产队长便感觉社员不好管理了，生产效率和效益都在下降。到了1984年，持续了26年的生产队组织形式终于在我的家乡范家村消失了。那一年范家实行了分田到户。也是那一年，由于风调雨顺，庄稼长得特别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农民们第一次尝到了单干的甜头。
总起来看，计划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高的生产效率的。如果不是政治运动一次次地起破坏作用，计划经济的确能取得很高成就。我在工厂那几年就有深刻的体会，1971年，林彪倒台后，一声令下抓生产，工厂顿时就大干起来，工人们加班加点，无私奉献，产量立刻大增。那种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计划经济的确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苏联的历史也曾经做出过证明，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先生对此比较有研究。1999年1月23日，我们在北京三味书屋举办研讨会时他的一段发言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说，俄国受近代工业文明影响大，搞的计划经济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合理性。我们搞的是在战争年代时农民大哄大嗡的做法。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数理经济学，其测算方法在世界上都占优势，很多计划是根据电脑计算出来的。例如苏联的铁路系统，由于高度集权，使行车效率高于西方国家4倍。这是理性化的结果。虽然计划经济不人道，抹杀人的主动性，但比人类历史上的命令经济强得多。赫鲁晓夫50年代执政时盛气凌人，苏联的成就当时使西方国家都刮目相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势。
按秦晖的意见，中国与苏联还不同，实质是命令经济，指令经济，没有科学，只有统治者的干预，因此，效率要低一些。薄一波同志曾讲过“一长制”被破坏后灾难性的影响，车间废除主任负责制，党小组负责，后来塞进些苏联的东西，才使经济没有崩溃。但文革期间又都被破坏。1975年邓小平上台后搞整改，把大哄大嗡扔掉，恢复苏联的一套，经济马上有改善。秦晖讲的这一过程，与我当时在工厂的体会是一致的。文革时的中国经济既无市场又无计划，就是靠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因此，中国的国情使计划经济在中国大打折扣。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效率还是很高的，仍然取得了迈斯纳所说的高增长。
问题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人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提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是军备竞争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政治因素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没有政治对抗，中国人民的经济水平和国民待遇不会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