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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国人。没想到他们反倒更加惊慌。这时他俩的消化功能已达到极限，不得不轮流去厕所销毁剩余的文件。趁厕所门关上前的一瞬间，我朝里面窥视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个人站在洗脸池前，用一块苏联造的粗糙的肥皂拼命在一张薄纸上蹭来蹭去。看来这一定是一封密码信函，说不定是发给拉美国家游击队的指示。许多这类游击队直接听命于毛主席。这些指示现在只有靠口头传达了。每隔5分钟，抽水马桶便震耳欲聋地轰鸣一阵。约午夜时分，飞机再次起飞。这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陆。除了高速公路外，什么也没看着。
天亮之前，眼前终于出现了“欢迎光临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大幅标语。可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古巴方面事先不知道机上有两名美国军官。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古巴人拿不定主意，是让我们下飞机呢，还是把所有乘客如数遣送回莫斯科。
最终，古巴的安全官员设法把我们一行3人救了出来。其余的乘客还得继续留在机舱里等消息。一辆宽敞的别克牌轿车在夜色中载着我们飞驰进城。首都布满碎石子的街道上穿梭着老掉牙的美国汽车，极为有趣。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一幢乳白色小楼前。陪同我们的安全官员翁贝托介绍说，革命前这座小楼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宅邸。翁贝托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白衬衣上系一条领带，不像是热带地区的打扮。“革命前”一词我们一天听了不下十几遍，每次都是用来与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权带来的新气象相对比。鉴于东德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苏联红军打败希特勒后强加给我们的，我对古巴人民自发地选择革命道路充满敬意，和他们在一起倍感亲切。翁贝托称司机恩里科是古巴最好的射手，并认真地告诉我们，在古巴期间无需为安全担忧。
尽管旅途极度疲劳，我们还是难以入眠，不约而同地来到屋外的花园里。夜色凝重，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异国他乡才有的甜丝丝的味道，美妙无比。四周花草繁茂，蝉声卿卿，星空仿佛像天鹅绒般柔和，令人陶醉。我们3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个感慨万分：“真是不可思议。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在这种地方！”对他来说，天堂也不过如此。我不像他那么易动感情，不过想到这个美丽岛国的人民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压迫，也是激动不已。
抵达古巴后的第二天，和所有官方邀请的客人一样，我们被带去参观古巴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和停泊在距古巴海岸不远处的美国军舰。它有力地提醒人们：这个国家时刻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中。每天都能听到人们回忆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时的经历。墙壁上，弹洞清晰可见。古巴人对外国人的接待不像苏联人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千篇一律，而是相当地不拘一格，好像巴不得能与外国客人分享他们的经历。我们遵照主人的吩咐穿上迷彩服，来到奥连特省的科罗拉多海滩。1956年，卡斯特罗和他的82名战友穿过墨西哥在这里登陆，打响了争取古巴解放的第一枪。我们还参观了猪秽湾。主人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架美国B…52轰炸机扭曲变形的残骸。
在此没有必要赘述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现。一个拥有西方世界一流战略分析家的谍报机构居然在策划人侵古巴一事中表现如此蹩脚实在令人惊讶。我一向不赞成善恶相对论。不过当美国记者盛气凌人地质问我们情报局与解放运动中恐怖分子的关系时，我忍不住反问道：难道美国指使人在古巴四处纵火搞破坏就代表了公民社会的理想吗？
古巴的谍报首脑皮内罗属于大胡子帮。这些人当年跟随卡斯特罗翻越马埃斯特腊山，在山区历尽鏖战，直至攻占哈瓦那。卡斯特罗的弟弟、政治局第二号人物劳尔·卡斯特罗和内政部长巴尔德斯一心扑在谍报机构的筹建上，希望借此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美国人对古巴的企图。巴尔德斯和许多古巴领导人一样，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爱好冒险的谍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我OJ一起去外地时，他让司机和警卫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轿车的后排，招呼我坐到驾驶座旁边，然后以时速100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我假装惊恐状，大叫：“没有祖国毋宁死！”这是古巴人的革命口号。他一听更来劲了，车子越开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来。他酷爱棒球，非拉我去看他钟爱的球队比赛。球打得不好时，他就怒气冲天地跑下场，撵走那个最差的队员，自己取而代之。
巴尔德斯的职业兴趣在于搜集和分析政治和军事情报。他对我们能够提供的技术援助抱有极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为难。巴尔德斯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大批西方国家的产品介绍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窃听和遥控设备，远距离录音的超敏感话筒，隔墙录音机，微型无线电发报机，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实用的东西，如喷射毒液的钢笔，可以藏在鞋后跟的匕首等等。迷信这类玩意儿说明他对谍报工作的认识还很幼稚。这些器材完全无助于判断面前的强大对手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古巴如何努力，也远远赶不上美国强大的技术实力。我耐心向巴尔德斯解释，一个小国若想在这场谍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另辟蹊径。再说，向古巴传授技术知识是苏联分内的事，本不该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负责。然而我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服他。他对我这个谍报设备推销人越来越失望。
早期，古巴人对苏联顾问的工作讳莫如深。巴尔德斯闭口不提他们在做些什么。我建议他找苏联人要设备时，他显得很不自在。在东德，我们常常邀请苏联谍报官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古巴人则不同，尽量避免让前来帮助他们的人出头露面。也许这是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特罗说了算的印象，从而加强他在公众中的威信。
一次，我想找一位克格勃人员。途经莫斯科时，克格勃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古巴人极尽阻挠之能事。最后我不得不略施小计，甩掉跟在后面的尾巴，直奔苏联大使馆。日后我们与古巴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古巴与苏联疏远的另一个原因是：古巴导弹危机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巴尔德斯谈到赫鲁晓夫为了化解危机决定从古巴撤出核导弹时，怨艾之情溢于言表：“关键时刻超级大国只顾自己。我们这些小国应该抱成一团儿。”
当年古巴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尚没有能力扼杀党内的不同意见。我在岛上旅行期间，感受到古巴共产党老党员和老工人运动成员对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帮的反感。老共产党员不赞成卡斯特罗搞个人崇拜。他们认为，卡斯特罗被身边的一群部长包围，缺乏更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返回哈瓦那见到巴尔德斯或劳尔·卡斯特罗后，我马上意识到有人已向他们汇报了我在外地与人交谈的内容。我不禁觉得十分滑稽。我这个谍报头子大半生干的就是核对和分析有关他人的这类情报。可古巴人对此面无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话反倒显得失礼。一次，巴尔德斯主动提及我在乡下问的一个有关卡斯特罗政权内部是否稳定团结的问题，接着不厌其详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随时竖起耳朵，捕捉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忍不住跟主人开了个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楼，几个同事捧着鲜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来。那瓶酒还是他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买的。原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来古巴后一直沉浸在亢奋状态中，早把生日忘到脑后。同事们却记在心里。不过即使没忘，我也不想声张，害怕让古巴人知道了而为我正式庆祝一番，没完没了地祝我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几个人喝了几杯伏特加酒后各自上床就寝。第二天，警觉的翁贝托缠着我们问昨晚为何事庆祝。我装出一副面容严肃的样子，郑重地告诉他，东德刚刚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众所周知，只有一颗人造卫星，还是苏联人几年前发射的。翁贝托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取来一瓶酒和几个酒杯，就东德的航天项目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讲话，表示它标志着古巴与东德关系的一大发展。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则含糊其词。
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重大的消息他一点没听到，我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让他保证绝对保密后解释说，我们是通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