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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阵营内的谍报机构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时刻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必须找出西方罪恶行径的证据以供我方对敌宣传用。冷战期间双方的宣传战披上了一层善恶之争的道德外衣，从而掩盖了冷战实则是一场技术和军事竞争的实质。为了争取铁幕两边的公众，双方拼命把对方说成是魔鬼。如此一来咱己则是替天行道，而对方却是无恶不作。 这种做法产生的一个最恶劣的后果是，一些谍报官员为了向总部证明他们对敌人进行了有利的反击，有时竟然弄虚作假。比如，苏联驻外使领馆里的谍报官员为了向总部表功，有时谎称，他们与某某间谍或耳目接头。其实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来的。 这种把戏在外国情报局内用不了多久就会露馅。情报局收到间谍和耳目递送的情报后，立即送交有关人员仔细加以分析。对来自各条渠道的一手情报比较对照时，这类胡编乱造极易露出马脚。相比之下，反谍报机构人员更容易弄虚作假。米尔克为了向苏联人和我国领导人表白，肃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西德特务全靠反谍报机构的努力，不停地给下面的人施加压力。1979年，这种局面终于引发了ASA事件。
有时候，叛逃到西德的东德军人发现那边的生活并不像电视里看到的那样轻松诱人，于是又跑回东德。这种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方面，考虑到可以把这些人作为绝好的反面教员，给潜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钟，东德允许他们返回。另一方面，政府却不再信任这批人。为了得到像样的住房和工作，他们不得不接受严厉的盘问，证明自己这一次决不会再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用不着懂弗洛伊德的学说即可看出，这批人此时极易受人摆布。
盘问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谍报机构中征募特务的官员是否曾经找过他们。如果找过的话，又采取了什么方式对他们进行拉拢的。可惜安全部第9处在苏尔地区的分处（第9处负责审讯）什么也没问出来。当地谍报官员盘问过的人中，没几个人见过西德征募特务的官员。即使见过，也不过是一般官员，9处的头子觉得根本引不起东柏林总部的注意。
一天，两位中级官员汇报说，他们刚盘问过的一名东德叛逃军人供认自己被美国人收买。这比找到一个只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据这两位官员讲，此人在收容叛逃的东德人的营地接受了美国人的从事颠覆和破坏行动的训练。多年来，我们一直宣传西方密谋在东德境内搞破坏。现在这种宣传可算开花结果。此人还交待说，美国人称每个受过训的东德人为“特殊使命特工”，德语里简称ASA。
这个词本应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首先，它听上去德国味很浓，不像是美国人用的。说得具体一点，它很像是东德使用的那种没有档次的虚浮文体。返回的叛逃人员对审讯人员的暗示心领神会，明白他们的交待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于是趋之若骛，纷纷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总部的9处以及它在各地的分处也先后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波罗的海罗斯托克地区的9处人员甚至称一名ASA分子交待了有关一艘神秘的潜艇的情报。
米尔克听说后喜笑颜开。他一直警告说西方国家试图在东德内部兴风作浪，并主张对东德人民严加监视。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一次米尔克在我陪同下与安德罗波夫会晤时炫耀说，他掌握了西方计划对东德搞破坏的重要情报，然后将一份有关美国一艘小型潜艇行踪的绝密文件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他警觉地瞥了我一眼，强调说，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谍报机构搞到的，与我们外国情报局无关。
谁也没敢问苏联人如何看待这份文件。因为这次会见后不久，东德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里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说，马上会爆发一场丑闻。国防部里海洋及战略方面的专家分析过这份材料后指出，美国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能力把一艘潜艇派到这名ASA人员声称他见到它的水域。随后，ASA分子交待的供词如多米诺骨牌纷纷不攻自破。发现这一切纯属虚构的不是反谍报机构内的调查人员，而是大名鼎鼎的律师福格尔。此事败露前，上面指派他担任不幸的ASA人员的辩护律师（这些叛逃人员因供认参与了所谓的ASA活动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审判）。福格尔仔细阅读了这些人的案卷后发现，大部分供词都是9处人员自己加进去的。更有甚者，9处的高级官员看来根本不相信有ASA这回事。然而面对下面人员的纷纷报喜，又为了取悦喜欢听到这类供词的反谍报机构总部里的上司，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以致后来越演越烈。
米尔克闪电般地将9处处长解职，并指派专人调查此事。他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告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要奉公守法，始终尊重公民的权利，并呼吁加强对调查人员的监督。“供词不能取代独立取证，”他吼道。“我们决不能搞宁肯错捕一个，不使一人漏网那一套。”我们大家听后面面相觑。这话是从米尔克嘴里说出来的吗？不过他训完话后结尾的几句令我们放下了心。“同志们，敌人就是敌人。对他们决不能有丝毫怜悯。”至少我们知道米尔克精神没出毛病。
米尔克自己是否认识到ASA闹剧是他向部下施压的结果，我不得而知。9处在苏尔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均被悄悄撤换。不过应对此案负责的人中没有一个受到惩罚。显然，部长大人觉得还是不声张为好。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无论东德还是西德政府均面临巨大压力。原本对抗议活动不感兴趣的公民出于对核冲突的担心，反核情绪日益高涨。30万人涌到波恩，参加抗议北约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和平示威。西德国内的这类反核活动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会给北约决策人带来复杂的政治因素。西德的领导人面对这种政治压力常常十分恼火，转而指责我们煽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操纵和平运动。
事实上，西德境内的和平示威活动的确得到了东德的资助。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既要设法支持西欧的和平运动，把它作为反对华盛顿的宣传武器，又要竭力压制本国的和平团体，把它们的宣传斥为“意识形态上的旁门左道”，处境颇为尴尬。像在波恩和英国的格里纳姆一康芒举行的那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苏联阵营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过我们意识到，和平运动已在我们各自国家内生根，构成了对苏联势力的挑战。和平这一主题尤其令东德领导人坐卧不安。他们一向认为，和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1980年苏联在东德部署SS…20导弹后，当地东德居民忧心忡忡。对核导弹的共同憎恨开始使长期分割的东西德人民走到一起。和平课题还使人注意到东德社会中人民更广泛的不满情绪。教会的不少教士成了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躲在幕后出谋划策，打着反对核政策的幌子积极引导抗议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仅如此，和平运动还把一批积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知名文人学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剥夺了国籍的东德著名歌手和诗人比尔曼、西德、诺贝尔文学获奖人海因里希·伯尔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局担心，人民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对共产党政权发难。西德和平运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令我头痛不已。自从1975年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人权协定后，东欧国家越来越难于拒绝这样的人入境。
作为熟悉西欧政治气候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研究裁军运动对北约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探讨东德如何利用西方国家在这一牵动感情的问题上产生的裂隙。
西德经历了1968年的学潮后，一批与德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国和平同盟。这并非是我方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与东柏林很乐于看到左翼积极分子成立这样的团体，然后静观其发展。连我也为这类团体宣传的观点在社会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惊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