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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粗俗的举止和冗长的讲话在苏联国内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对我们这些注定得听鸟布利希老和尚念经式的发言的东德人来说，赫鲁晓夫的直言快语的性格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所有苏共领导人中，他最受东德人的喜爱。但他和戈尔巴乔夫不同，是一个朴实的人，对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一种出自本能的理解。谈起他的家乡卡利诺夫卡，他可以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几个小时，流露出对自己家乡的怀念和骄傲。与此同时，完全不去理睬外交上的礼仪规矩。
我还记得赫鲁晓夫结束对东德的访问时的一个插曲。出席完在东柏林举行的告别宴会后，两国领导人及其亲信随从随后来到苏联大使馆内大使的房间里继续再饮几杯。年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几杯酒下肚后顿生困意，不想再回到郊区的国宾馆下榻，想在大使馆就寝。乌布利希闻后大惊。他已经做好安排，明天国宾馆通往机场的马路两旁将排满忠诚的东德人，夹道欢送客人。
米高扬和乌布利希于是激烈地争吵起来。赫鲁晓夫最后插话说：“阿纳斯塔斯，你跟乌布利希争也没用。德国人就是这么吹毛求疵。”乌布利希满面通红，一语未发。
米高扬被迫回国宾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他情绪低落。面对他的主人执意安排的等候在机场路两边的东德人，他在汽车里沉入梦乡，以此来表示他的抗争。赫鲁晓夫从他的座位上转过身，轻声对我说：“当初我在卡利诺夫卡工厂工作时，有一个德国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携在德国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时津津乐道地说，结婚前决不会碰她一个指头。这件事传遍全厂。我的一个朋友瓦斯卡瞅见机会来了。整个夏天他跟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尔夫同志，德国人事事较真儿未必是好事。”
无疑，赫鲁晓夫可以显得很粗俗。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有限，加之对世界其他国家缺乏了解，他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严重缺陷。同时，他对秘密报告引起的广泛后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到头来他仍牢牢地与旧体制及其思维方式挂在一起。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官僚，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牺牲外交上的优势。 到了1956年时，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很像是布莱希特在其话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对30年战争的描绘：不推自动。双方的军火商、政客和情报机构在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大受其益。
1956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佣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部长正在花园门口等你。”我马上警觉起来。透过窗帘中间的一条缝隙，我看到楼下停着一辆大众汽车厂造的老式甲壳虫牌小汽车。我疑心更重了，因为东德的部长们出门一般是不坐这种车的。我抓过放在床头柜上的上了膛的手枪，塞到睡衣口袋里，然后走下楼梯，来到前门。 体态臃肿的沃尔韦伯站在面前，嘴里叼着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边向汽车走去，一边问有什么事。他解释说，他也是被苏联人打来的紧急电话叫醒的。为节省时间，从邻居那儿借了辆车，没有带警卫和司机。“快走，米沙。你简直想不到苏联人的发现。”
我们开着这辆吱吱呀呀的老爷车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纳费尔德机场。距美占区分界线大约500码的地方，借着灰蒙蒙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墙外有一小群人。一半是苏联士兵，正在起劲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观看。我认出他们都是莫斯科军事情报局驻柏林的高级军官。一条秘密隧道刚被掘了出来。
士兵已经挖出一条深沟。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跳进沟里，切开埋在土里的一个管状的金属结构。里面露出一扇金属门。上面的锁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枪发出的高温溶化。门被使劲地拉开了。士兵和排除炸弹人员悄然无声地跳了下去，检查洞内是否有饵雷，但什么也没发现。修建这条通道的人当初没想到有人会发现它。先下去的人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走进一间面积相当于宽敞的书房的屋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四面墙上环绕着一股股仔细加以区分的电缆线，每股电缆上接回另一端的主电缆之前安有一个扩音器。讯号经过接收和放大，被输送到500米外位于西柏林的一幢特别建造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绝妙的地下监听站。
事后我才从苏联同事那里详细了解到这条隧道内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来美国人发现这一带地下埋有战前铺设的通往如今是东德南部地区的主电话线缆。其中三条线成为军用专线，包括一条联结莫斯科与位于柏林南边温俾多夫的苏军总司令部的所谓韦切线（俄语“高频”的缩写）。
无需任何想象力即可看出，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梦寐以求的事。美国人可以借此监听莫斯科国防部与苏军在东欧的最大的军事基地位于卡尔绍尔斯特的东柏林基地之间关于武器装备、物资短缺、技术缺陷以及新研制的武器技术的代号等方面的谈话。此外，还可以窃听到作战计划和苏军内部就一直面临的经费紧张互相之间的争吵。
俄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韦切电话线路极为信任。他们研制出了一种新技术，在电话线缆里面塞入里面充有压缩空气的细细的电线。电流通过这些细电线时若稍有减弱马上会显示出来。不管多么先进的窃听器，只要一安在电话线上，电流也会有所减弱。
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后，我从来不相信有窃听不了的电话线。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即使在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后，俄国人仍然对他们的电话专线笃信不疑。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我去拜访克格勃在东柏林的头子时，他兴致勃勃地把电话听简递给我，让我与正在莫斯科办公室里办公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聊天。
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先在紧靠西德边境的一侧修建了一间小屋子，他们的人可以躲在这里截听往来的苏联通讯。小屋子的房顶设计成圆型；看上去像是一个气象站，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真正从事的地下活动吸引到屋顶上来。
为了解决窃听电话时电流会略有减弱的难题，英国工程师为三根大电缆中的数百条电话线的每一条安了一个微型音频放大器。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我想，如果不是通过克格勃得到线索的话，单凭我们自己是不大可能发现这条通道的。
借着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我们在漆黑寂静的隧道里摸索前进。一块白纸板从我眼前晃过。我用电简对准了它。在这条隔开两个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地下分界处，某个不乏幽默感的情报人员放了一小卷铁丝网和一张硬纸板，上面用黑钢笔写着：“这里是美占区。”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敌手之一在这里居然欣赏起了美国情报人员彼此之间开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不是在做梦。
不过这一情报上的杰作有一点缺陷，哪怕是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苏联人通过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优秀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这通道的情况。虽然苏联人自己在谈话中注意保密，却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结果我们毫无戒备，谈话被西方窃听。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的这种行为并不稀奇。对他们来说，情报通常只是单向流动。
我隐约地感到，西柏林有一个身居要职的英国情报官员是苏联人的间谍。详细情况苏联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们的一位将军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嘘说，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个重要的间谍归他管。苏联想让美国人完成这一杰作，以便可以对美国人的技术水平作出评估。美国人果然中了自套。苏联情报机构对这个监听站监视了大约卫年后，才戳穿了这一秘密。
1961年，布莱克被捕入狱。5年后，他从伦敦的监狱奇迹般地越狱达到苏联。虽然他在莫斯科定居并建立了新的家庭，苏联人仍然不放心让他外出旅行。最后，他们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了布莱克休假的请求，送他去东德安全部在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上的一处疗养胜地。布莱克先后访问过4次东柏林，每一次都有克格勃人员陪同。我请他跟我们正在受训的学员谈谈他的不平凡的间谍生涯，希望借此在共产党国家的情报团子中培养一种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布莱克第三次来东德时，克格勃的陪同人员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