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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寂然无声，发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尴尬的沉寂。
很多过去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同事给我写信，诉说国家安全部侵犯公民权利的真相暴露之后，他们成了国人发泄愤怒的靶子，孤立无助。当遍布全国境内的监视机构曝光时，东德人民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报总局内的工作从没有针对过1700万东德人民，而是针对觊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可我知道，这会儿没人会有兴致搞清楚斯塔思①下属各司局之间分工的细微差别（国家安全部被东德老百姓贬称为斯塔思，我们情报局是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不会用这个词，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们这些昔日苏联阵营中最出色的情报人员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抵达莫斯科后，我照例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郊外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受到欢迎。这里是克格勃外国情报工作的心脏。外国情报局局长舍巴尔申和他手下的高级助手对我十分热情。我们的交情历经几十个春秋。他们拿出伏特加酒，关切得询问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尔巴乔夫政权后期权力斗争的牵制，克格勃再也无法给予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由于我与东德情报机构的军官、特工和鼹鼠的命运属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直接过问这件事。我获知，我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要通过费林。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我非常熟悉他在苏德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受西德尊重的费林介入此事意味着我可能会带来政治麻烦。费林接手的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既要照顾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恼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无路下投入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并未像外界传言的那样，1986年离开外国情报局后一直与莫斯科的上层人士保持着正式的联系。克格勃在柏林的负责人，开始是瓦西里·舒米洛夫，后来是根纳季·季托夫，只跟米尔克打交道，避免与我接触。有人说，我和共产党内支持改革的汉斯·莫德罗密谋策划一场政变，把昂纳克赶下台。我曾警告过费林和莫斯科的几位其他同事，东德政权已摇摇欲坠。但我从来试图在昂纳克倒台之后对领导层施加影响，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协助。昂纳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内一场政变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我退休以后，除了出于礼貌或昔日的情谊非请我出席不可的场合，俄国人避免与我接触。每次我去莫斯科，与费林和舍巴尔申谈到我对东德的担忧时，他们总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当时全神贯注于苏联的改革，已无暇他顾。柏林墙倒塌后，事态发展一天一个样，几乎没人能跟上形势。1990年10月22日，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时恐怕已为时太晚。我在信里写道：
我们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贵国颁发的勋章。贵国曾称，我们为你们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我们处境艰难，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帮助我们。
我接下去问戈尔巴乔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东德间谍作为他同意德国统一的条件之一。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已指示苏联驻西德大使同科尔总理讨论我这一要求。实际上，大使只见到了科尔办公室主任特尔奇科。
1990年夏天，在西方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之前，戈尔巴乔夫曾与科尔讨论过对东德间谍人员进行大赦的问题，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将在高加索的阿雷西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最后敲定统一的细节。这个答复并不让人乐观。我第一次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产生了怀疑。他总不至于把我们这些毫无防卫能力的人交给我们的老对手西德人处置吧？
1990年7月14…16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的请求就同意了德国统一。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人进行起诉的要求。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至于他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40年来，为了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我们不遗余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却遭到了他们最彻底的背叛。
随着东德的工业资产和各种机构开始合并或出售，另一场不为人知的拍卖也悄然揭幕。这就是为我举办的拍卖，或者说，是为我所掌握的情报展开的拍卖。这场拍卖的出价空前绝后：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来喊价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就在这个机构里，我曾安插了鼹鼠和双重间谍，几十年里不间断地刺探着它的机密。
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1945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受到波恩的科尔总理联合政府坚强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上台执政。这是一届留守政府。它的任务是引导东德走向与西德的统一并尽量缩小社会动荡。该届政府的内政部长是一个穿着人时、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迪斯特尔。他起家于东德崩溃后成立的一个保守党。
此时，多年来担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我退休前的顶头上司埃里希·米尔克已被逮捕。前东德情报机构的特工和官员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逼他们泄露机密。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笔笔交易，以泄露东德的国家机密换取免受起诉。他们担心，德国统一后，马上等待他们的命运将会是锒铛入狱。每天我家的电话铃声不断，身陷绝境的人纷纷求我想办法。我得知，已有两名国家安全部前高级官员自杀身亡。我女婿贝恩德曾在外国情报局里负责刺探西德反谍报部门的情报。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于起诉外加50万西德马克的条件换取他们所掌握的手下人员的情况以及他们所盯梢的目标。
他拒绝了。然而眼见自己真诚信仰的事业分崩离析，自己的政治生涯淬然结束，他的内心受到重创，终于患了精神抑郁症并自杀未遂。和其他曾为这个失败了的制度献身的人们一样，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他们的自信和政治信念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塌陷。
就在此时，迪斯特尔给我在柏林郊外普伦顿的乡间别墅打电话，邀我去他家。见面后，我看出他是在奉西德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指示行事。同其他新政客不同的是，他不但没有对我的厄运幸灾乐祸，反而极力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气氛。尽管前东德领土上已出现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党派（我和极端保守的迪斯特尔先生在政治观点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他与我都曾是东德人这一背景使我们之间残留了一丝旧情。
“一起吃顿晚饭，聊聊天怎么样？”他轻松地问我，并说他的助手会为此作出安排。
几天以后，一辆天蓝色的宝马牌轿车来接我。宝马已取代了昔日共产党领导人偏爱的雪铁龙和沃尔沃牌轿车，成为政治新贵们的新宠。我不禁好奇地想：这个司机几个月前还不知给哪位东德领导人开车呢？出于礼貌，我没问。
有趣的是，我认出给我们上菜的侍者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人。“我有个建议，而且是绝密的。”迪斯特尔解释说，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西德方面试图通过分析前政府留下的资料掌握庞大的东德情报机构的情况，但进展迟缓。他们曾勒令1986年我退休之后接替我的格罗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级官员菲舍尔协助分析这批杂乱无绪的材料。但俩人既没有透露尚在潜伏的特工和鼹鼠的姓名，也没有简明扼要地说出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西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对此极不耐烦，认为手下的调查人员未能全面掌握我们的情况。
“东德的外国情报局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你使它运转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迪斯特尔一边斟酒，一边说。他当然不会让我白干。报酬是我将不会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诉．“坐我的车，咱们一块儿去伯登的办公室（格哈德·伯登当时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头子）。告诉我们10到12个至今仍潜伏在西德的重要间谍的姓名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保证你不会受到刑事起诉。”
他告诉我，伯登表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