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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施泰因吕克的关系经历许多春秋。为了不使联系中断，我隔一段时间就请施泰因吕克吃晚饭，还为自己编造了一套关于我家庭的谎话。位于劳赫凡韦尔德的一栋小楼充当我的家。东德电视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员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请施泰因吕克来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随着军火交易越做越大，我与施泰因吕克的交谈也越来越有价值。70年代中期时，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顾问，与西德空军司令来往频繁，对巴伐利亚州的政治领袖、西德国防部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活动也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发展他做间谍，也没有请他为我们搞情报，虽然他应该可以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我俩之间最后断绝关系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吕克的朋友鲍尔。
鲍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动物脂肪换取东德劳西茨地区产的毛皮。干这一行当似乎很难发大财，而鲍尔显然很富有。我们的怀疑不无道理。1945年前的某个时候，他曾在弗利克工业集团担任过高级职务。弗利克集团战前拥有利润颇丰的劳西茨褐煤产区。我们找到了一张他在一次教会活动中与阿登纳站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同他平时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两人。我们怀疑，他的背后是希望德国有一天统一的西德大工业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们先在东德站住脚。根据东德的刑法，他的行为既属于特务活动，又是颠覆行为。我于是有了退鲍尔就范的砝码。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知道他同一个名叫汉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努斯曾在德国中产阶级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之间穿针引线。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我决定与鲍尔全面摊牌。我约他在东柏林一家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约翰尼斯霍夫大饭店见面。鲍尔长得又矮又胖，穿一件旧西装，简直难以想象此人是个圆滑的间谍。施泰因吕克显然很欣赏自己新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见面前他告诉鲍尔，我是内政部主管经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与鲍尔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其间我打出了一张又一张牌，但一无所获。无论问到什么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面对我的步步紧逼，他从容不迫。甚至当我揭他的老底，告诉他我们知道他与美国人有联系时，他仍然丝毫方寸不乱。这是我手里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然而却完全失效了。
这个不修边幅的商人原来是只老狐狸。我这个年轻气盛的情报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由于他与上层社会关系很深，我们不便对他进行讹诈。通过这件事我吸取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一名情报人员切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
我对鲍尔真实身份的推测很快得到了验证。下一次与施泰因吕克见面的日子到来时，他没有露面。美国情报机构对他进行了极不客气的盘问，并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警告他以后不要再与我保持联系。施泰因吕克认真记取了这一告诫。以后的岁月里，他继续加深与德国和美国武器商的关系。当初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也恰恰在于此。
由于我的冒失，结果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关系。施泰因吕克本来可以继续心照不宣地为我们做事。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逐渐改进了收买人的方法。我们认识到，劝说有可能为我们搞情报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愿意与一个敌国的情报机构打交道。若要将这种关系明朗化，他们则会避而远之。他们其实更喜欢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我告诫过手下的人：如果你觉得对方的回答会是否定的，最好别问。切忌用官僚机构的繁文礼节来束缚活人。多年来，我们逐渐废除了苏联祖师爷热衷搞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并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们还想方设法打入克虏伯这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王国并试图争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虏伯厂的董事会成员，喜爱艺术。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东德。对波恩政府压制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的立场他曾提出过批评。然而我们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图，他同我们拉关系仅仅是为了替克虏伯捞取好处。
在一次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大会上，我们与维德曼不期而遇。维德曼是德国统一的积极鼓吹者，也是维尔特（魏玛共和国期间曾任参赞）的一位老朋友。维德曼表示，光在口头上反对加强华盛顿与波恩的联盟还不够，并暗示我们资助他在波恩开个公司。我听后十分欣喜，于是和他签了一个合同，其中规定了公司上缴给我们的赢余部分。对我们情报局来说，涉足风险资本投资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在我们的资助下，维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资收入劳动者提供经济援助事务所。这是一个游说团体可以在政府各部门和其雇员中开展活动。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与鲁道夫·克里勒搭上了线。克里勒是西德总理府内一个部门的头头，负责防务政策和军事联盟问题。这位极有权势的官员经常光顾我们这家事务所，开怀畅饮莱茵地区产的葡萄酒的同时还透露一些有关德国政治内幕的小道消息。
这次成功刺激了我们的胃口。我们打算将这个事务所扩大为一个非法巢穴（情报行业里的术语，指一项长期潜伏任务）。东西德关系紧张时，它可以成为一个联络点。我们在事务所里安插了一名特工，负责偷录来访官员的交谈，兼接受、处理和向国内汇报情报。我们还吸收了维德曼的女友，给她起了个化名，叫埃里斯。她的上司在西德总理府内工作。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难堪。虽然维德曼能言善辩，却经商乏术。事务所的日常开支大大超过了它的收入。这种情况不可能对外界隐瞒很久。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纳税记录。无需多久，它就会纳闷，这家事务所的经费从何而来。一切结束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情报局总部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叛逃到西德。因为担心事务所里的这名特工会因此暴露，我们把他撤回东德。
所幸还有埃里斯。不过她的上司后来从总理府调到科学教育部。我们对她的兴趣也随之减少。她在该部工作的10年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政府资助的敏感的研究项目的详细材料。据此我们制定了自己的窃取科技情报的计划。
50年代初期，除了维德曼的事务所外，还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板似乎也极有发展前途。查阅东德准备大赦释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单时，苏珊这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951年她参加莱比锡贸易交易会时，东德反谍报机构以间谍罪将她逮捕并判处8年徒刑。她的档案里职业一栏填写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对她产生了兴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将获释时约见了她。走进接待室，他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年龄约在34yo35岁之间，虽身着国服，眉宇间却透着倔强和自信。对于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认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丝毫不想取悦扣押她的人。同时，她还谈了自己对德国面临的问题以及阿登纳的亲美政策的看法。我们的人问她，是否愿意换个场合继续谈下去。她被释放后，两人再次在东柏林的华沙大桥上见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后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莉迪亚。
令我们欣喜的是苏珊在波恩安了家，还办起了一家沙龙。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里聚会，讨论政治和文化。通过苏珊，我们得到了有关西德政治党派中一个极右组织的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名叫救援自由的组织的头目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泽尔。该组织通过海外人士插手东欧各国，并与奥匈帝国皇室的后代、政治上极为活跃的奥托·冯·哈布斯堡结成同盟。巴泽尔日后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宝座，并以此身份与勃兰特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