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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之事大不易，所以应该重配的尽多，要配得合情合理却难，有时只好大致定个条件，像征婚启事似的——孔夫子就是一例。孔家的婚姻一向别扭。《史记》里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野合”二字如何解释，令后人争执不绝，鄙人也提不出什么高见，但说它“别扭”该是不错吧？又按《礼记》的记载，孔鲤的母亲也就是孔子的太太，是被孔子“出”——撵走——了的；还有子思，孔子的曾孙，儒学的大师，也曾“出”妻。孔家好像世代喜欢跟女人过不去。当然，我们应该想到：圣人或准圣人的太太，不是那么好做的。但孔老夫子既然婚姻不幸，咱们总得给他重配一个吧？想来想去，最好是找一个娇滴滴嗲溜溜甜腻腻的小女人，成日里拉着孔夫子的手摇了又摇，说是：“孔哥哥，我肚子疼……”
孔孟之道，缺一不全，所以说了孔子就不好忘了孟子。孟夫子家庭情形，我们实在不晓得。推想起来，孟子那么一个英锐高傲、喜欢到处争胜的人物，对待太太的态度肯定有问题；即使他们还混得不错，也有另外重新配过的理由。按宋代程颐说过：“孟子有些英气。一有英气，便有圭角。”言下之意，是孟子锋芒太露，所以离圣人的境界总还差一步。那么该有人修磨他才好，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抑其英气，磨其圭角”。但古之女子要找出能对付得了孟子的实难。听说台湾“民进党”有极利害的女性活动家，男人敢说的她全敢说，男人不敢说的她也敢说，动拳脚大无畏，且是长得好。想那孟夫子到了她手里，恐怕从此骄傲不得——胆敢撒野，逞其口舌之雄，便当众脱了裤子打屁股。那么，咱们孟夫子恐怕只好乖乖回家，“吾养吾浩然之气”去也。三年下来，当有成就。
钱锺书与郑儒箴的友谊
？ 王剑芬我家原来有不少藏书，一九八二年儒箴去世后，我将一千四百册外文书籍，其中不少是极其珍贵的版本，全都赠送给了儒箴生前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另外许多中文书，我也陆陆续续送给了友人。但是有一套《管锥篇》仍然留着，直到一九八七年，转送给了我学文学的学友余凤高，因为这是钱锺书先生送给郑儒箴先生的，上面还有钱先生的亲笔题词：儒箴学人我兄存政误脱甚多扫叶未尽不及订正留供思适钱锺书先生与郑先生之间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友谊了。
美国哈佛大学校门口有一副对联：增长智慧走进来，服务祖国走出去。像世界各国的许多学生一样，郑儒箴在这里读完硕士，遵照父亲的教导，回祖国工作。他先是进了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外语系，随后再次去英国进修了一年古典文学，之后于一九五〇年去北京参加《毛泽东选集》的中译英工作。
《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是属中宣部马列主义编译局领导下的一个组，钱锺书先生是他们的同事和业务领导。当时郑先生刚回国不久，中文不熟练，可是钱锺书先生却说，中文字体不整齐没有关系，您的英语十分地道，我们需要向您学习。郑先生听了这话非常高兴，受到很大的鼓舞。第一卷《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结束后，郑先生仍回由浙江师范学院改名的杭州大学工作。
一九六○年初，《毛泽东选集》二、三、四卷的中译英工作开始后，郑儒箴先生又到了这个组工作，与钱锺书先生相处了多年。业余时间后，他们经常聊天，谈笑风生。一次，他们谈到郑先生刚回到祖国在浙江师范学院教书时，班上有一个女学生，是浙江大学校长梅光迪的女儿，她母亲还是郑先生的同事。郑先生与梅小姐相互颇有感情，两人几乎谈到了婚事了。可是梅小姐想去美国留学，而郑先生却由于经济不足，只好看着梅小姐由母亲带着去了美国，后来与一位美国的科学家结婚。钱锺书先生谈到这里，哈哈大笑说：“书呆子被女朋友抛弃了。”于是两人一齐哈哈大笑。
我先是在杭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郑先生到北京后，我就辞去了工作来到了北京。六十年代，钱锺书先生家住东城干面胡同，应他之邀，我们不时去他家坐坐谈谈。钱先生家的书房藏书不太多，红木的书柜架上放着磁瓶古董，这磁瓶极贵重，瓶质好，画绘得精细，听钱先生说是唐朝时期的。一次，我们去后，钱先生从房里拿出一本古典希腊文向郑先生求教。钱先生谦虚地说，“在知识上不讲年龄，我虽比你年长，但我没学过希腊文，而你学了，所以得请你替我注释。”钱先生还常常向组内的人夸赞郑先生懂希腊、拉丁文，并介绍当时还年轻的罗念生先生及其他研究生来我们家向郑先生领教，解决他们工作中的疑难问题。有一次，钱先生让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傅乐安先生带了一封英文写了的信，介绍傅先生来找郑先生，请教拉丁文中的某些引语：SaturdayMy dear J。T。
rade Fu（傅乐安）…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Wishes to consult you about a number of Latin quotations。I take the liberty of introducing him。I hope you would kindly“radiate humanities”。
With love to your wife & yourselfEver yoursC。S。Chian杨绛翻译《堂·吉诃德》，需要西班牙文的字典作工具书。当时的情况不像今天那么开放，向国外买书极不方便。因郑先生有海外关系，钱先生就托他向国外购得，这对杨先生翻译塞万提斯的这部巨著有很大的帮助。译作出版后，钱先生和杨先生夫妇请我们去政协礼堂吃饭，以表谢意。
七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和杨先生两夫妇从“五七干校”回来不久，暂住北师大小红楼宿舍，是他们的女儿钱瑗和系里的同志们替他们安排的。那时钱师母杨绛同志头发已经稍稍有点脱落，钱先生腰部疼痛，不能久坐，只能斜躺着与我们几个去看望他的人讲话。因为关系久了，钱先生和杨先生跟我们谈话都随便。我记得，钱师母当时就说，他们两人在干校生活也还习惯，因为，只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无论怎样的生活条件，青菜、馒头、稀饭，一样觉得甜蜜，爱吃。
后来，他们搬到新的居住点，与我们离得比较远了。听他们的近亲说到，钱先生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不愿与人来往、招待人了。这时，郑先生也由于年龄的关系，不多走动，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当时，郑先生在联合国文件翻译组担任教科文组织的编审，工作任务多而繁重。这工作主要由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的资深老教授们参加，行政领导为郭子玉，人民大学的刘幼勤和郑先生共同负责业务。儒箴埋头工作，连星期天也都要去办公室，坐到桌子前看一会儿稿子。十多位老教授的翻译稿都需校对过目。儒箴认为，这是联合国的文件，得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他似乎不觉得疲劳，暑假别人去休养了，他也不肯去，仍旧像平时一样，天天去办公室看阅和修改稿子。人民大学的李维素教授很心疼郑先生，说他不会休息，真是太傻了。但钱先生仍然记着儒箴、想到儒箴的。他让他的女儿把他刚出版的《管锥篇》带到北师大赠送给郑先生。儒箴离开后，钱先生因为身体不好，但立刻写来一封信，又派他的女儿来。钱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剑芬同志：昨天惊闻 儒箴同志的噩耗，十分悲痛。他和我在三十年前愉快地一起工作，是我最敬重的朋友之一。知道他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人品和学问。他突然逝世，国家丧失了一个人才，学校丧失了一位良师，我个人也丧失了一位益友。你的伤心，是可想而知的。我因天气转冷，哮喘旧病蠢蠢欲发，不便出门，未能亲来吊唁，表示歉愧。在此写信慰问，并嘱小女钱瑗代表哀悼。望你加意保重身体。
此致敬礼！
杨绛问候十一月八日十多年来，我虽然是一个人了，但我还是很多朋友，钱先生也没有忘记我，春节时还给我寄贺卡，我每年也还是要给钱先生写写信，通通话。我不敢多打扰钱先生，我只是一直都挂念着他。我想，这也是儒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