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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尘世所有的一切，沦落到生活的最底层，被糟蹋得不再像人。他们承受的这些苦难，正是复仇所要求于他们的。经历了长长的一年的折磨，人的阴谋得逞了（这阴谋就是小介之助于无言之中给予人的灵感），复仇的激情如同辉煌的梦魇，乱箭纷飞，鲜血四溅，生命的冲动战胜了艺术的法则。但小介之助不会自动退出舞台，因为人的胜利是他所导演的，他知道人不可能永久胜利，他所忠于的法则正在那边为胜利者掘坟墓。没有了仇恨，没有了激动，没有了遗憾，对于人来说现在意味着死。于是武士们愉快地遵从最高法院的判决，纷纷自尽。他们为理想战斗过了，他们显示了人的辉煌，这就是那种最高的忠诚。
这个故事里描述了两种忠诚。小介之助的忠诚是维护最高的法则，也维持理想的模式，为此他必须不断将苦难加在人身上。所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事业的阴暗而又必要的契机”。武士们在最后要他自杀，那完全是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举动。他，皇家的典仪师，怎能不将皇家的规章贯彻到底？所以他拒绝了这些暴民的无理要求，死得像个英雄。武士们的忠诚则是对复仇理想的忠诚。皇家的严厉规章正是要通过无法无天的复仇冲动来体现，小介之助的抽象法则必须借助武士们的血肉之躯的反抗变为现实。两种忠诚必须互补，才能导演完整的复仇的戏。所以从表面看，两种忠诚势不两立，深入到内部才知道目的原来是一个，归宿也相同。一种艺术理想的实现就是这两种忠诚的实现，人只有不断挣扎，永不放弃精神的复分，才会体会到最高典仪师的意志，从而永久地处在艺术生存的意境之中。
以上三个晦涩的故事都是关于心灵，关于真理的故事。博尔赫斯借助古代传说或经典著作来讲述心灵故事的高超技巧在《〈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一文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毫无疑问，梅纳德就是博尔赫斯这种类型的艺术家的化身。肩负着神秘使命的艺术家梅纳德，决心要写一部“在地底下的，具有无穷英雄气概的，无可比拟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我们时代的最有意义的作品”。（同上，第91页）这部作品的名字也叫《吉诃德》，它的内容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第一部的第九章和第三十八章，以及第二十二章的一个片断。作者这种讲述听起来好像胡说八道，其实话里头潜伏着异常严肃的用意。梅纳德要做的不是精细的模仿，而是从艺术的统一性和精神的普遍性出发，用梅纳德的个体经验来超越并再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样的创作混淆了时代与地域的差别，但却将原作里永恒的东西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梅纳德的《吉诃德》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梅纳德以他“无限地更为丰富的”体验，以他包容一切的辩证的眼光，重写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将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创新在想象中实现。当然这样一本书是在地下的，手稿也不再存在。但谁能说想象中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呢？
文章逐字逐句对照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第九章里的一段话与梅纳德的《吉诃德》里的一段话，实际上两段话一模一样，但写下这两段话的作者的用意却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塞万提斯提到的“历史”也许不过是教科书上的历史，而梅纳德提到的“历史”明确地指向精神的起源，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永恒性。就这样，梅纳德以他罕见的敏锐性使经典著作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梅纳德的这种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崭新的阅读技巧，它“丰富了处于停滞状态的基本读书艺术，那是一种有意地制造时代错误和胡乱归属的技巧”。（同上，第98页）博尔赫斯道出了艺术作品的本质：它是不可重复的，又是在新的创造中不断得到重复的。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地底下的书。梅纳德那本字迹模糊的地底下的书，要等待新的梅纳德将这个特洛伊挖掘出来，使之复苏。
一方面，梅纳德是具有现代气魄的艺术家，敢于破除经典的迷信；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谦虚，因为他写下的一切，是“预先”写下的，早就存在于历史上的东西，真正的经典必然包含了这种东西的萌芽。“思考，分析，发明……是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同上，第98页）梅纳德思考过了，分析过了，也进行了独特的发明，他的吉诃德是完全符合塞万提斯作品原意的吉诃德，他的决心要让书消失的吓人企图正是现代艺术家创作的初衷，每一个阅读他的字迹模糊的地底下的作品的读者，必须充当考古挖掘人的角色，在加入创造的同时与作者共享发现真理的喜悦。
为什么梅纳德没有在现实中留下他的书呢？因为永恒的真理不是任何书可以达到的，它总是同人拉开距离，人只能隔着距离去描绘，这样的书没法最后完成，它只能存在于梅纳德的头脑中——那焦虑、迷惑、痛苦的头脑。梅纳德在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就体验了这种永恒，这种状态表现为一种饥渴，而不是以书籍形式固定下来的满足。除了连续不断的想象之外，人还有什么其它的接近永恒的途径呢？书只是记录那想象的记号，它的作用是唤起想象，对象永远在书之外。
名人不足信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不禁打了一个激灵。舞台上穿红袍、戴乌纱的大人先生，一听此言，准会将惊堂木一拍：“嘟！大胆！”——名人都是社会的精英，“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代表着秩序，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学问。可你竟敢说名人不足信，岂非狂悖？不信名人信谁？信你吗？你也配！
本来嘛，这世界打早儿就是个名人的世界，一国的名人之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名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状元”，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是名人又是什么？他既当了名人，如果再红得发紫，就担当起领导舆论的角色，你不信他信谁？这就叫名人效应。比如伯乐，那是相马行里的名人，他看中的，当然都是“千里马”，至于他有没有走眼的时候，有没有“受人之财，与人消灾”把劣马当良骥的时候，书上虽有记录，常人是不大管的，只是一味盲目地跟在后面喊万岁，叹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来不想想把人才脱颖而出的机遇，建立在几个“伯乐”的慧眼上，是多么地不科学、不可靠。鲁班爷是工匠行的名人，尽管后来工匠的技艺早已超过了他们的祖师，但磕头跪拜还是冲着鲁班爷，所有关于建筑奇迹的传说，七曲八弯也还得归到鲁班显圣的老套子里来，似乎我们最高的成就都是无能后辈的久远先辈创造的，后人只能匍匐在祖先的脚下以分享他们的光荣。当然，今天也有今天的名人，他们也要制造今天的名人效应，有的也很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写文章的名人说，他写文章如何如何投入，以致一篇文章写完，就要大病一场。听到的人无不肃然起敬，觉得名人毕竟是名人，一篇文章就要付出一场大病的代价，乖乖咙丁冬，岂不吓杀人也么哥！很少有人会想，这位名人出过几本书，每本书中收了多少篇文章，如果每写一篇就要大病一场，虽有铁打的身胚，恐也早就“阎王不请自己去”了，哪里还会满面红光地在那里坐而论道呢！练功夫的名人则一本正经地宣布，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实现用气功载人飞行，一时闾阎轰动，广为传播。但后来究竟有没有这种载人飞行的气功，人们早已淡忘，也不会认真地去追究当初吹牛的大师。所以，吹牛不会脸红的人，是最有希望充当大师的人。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必有非凡之事，方有赫赫之名；必有赫赫之名，方有煌煌之功。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晓得为什么凡是名人的传记或遗事逸闻中，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遭遇，稀奇古怪的脾气，稀奇古怪的故事，稀奇古怪的本领。有些当然是名人的自述，有些则是名人的朋友、名人的亲戚、名人的熟人、名人的崇拜者说的。这些有机会同名人有一面之交或几面之交的人，也就靠了这一点，沾上些许名人气，写些“我的朋友”某某某之类的文字，成了准名人。如果他们不能写出点特别的东西，哪能取得自己的地位呢？所以，即便是编造，他们也总要拿出点新奇货色来的。
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事。《儒林外史》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