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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经济学家能不能写散文的问题。我觉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个问题，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写作之余写几篇散文，只要有市场需求——亦即有读者认可就行，即便他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专门从事散文写作，那也是他的“自由选择”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你不承认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买他的书，二是可以写文章批评书，这是作为消费者——读者的自由选择。但权利仅止于此，不能将这权利扩大到取消人家写散文的资格。其实经济学家写散文，早已有之，号称“哈佛金童”的凯恩斯，就曾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如《精英的聚会》等；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其实就是用散文体写作的一本经济学名著；“经济学界奇才”加尔布雷斯最爱用散文体裁进行写作，如《不确定的年代》《自满年代》等书脍炙人口。还有经济学家兼翻译家的，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即为一例，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基督山伯爵》就是他翻译的，我孤陋寡闻，没听人说过这书译得不好。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鸳鸯剑”金、刘二位，最开始名动中国的也不是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公开的情书》，那可真是一本让一代人回肠荡气的书。不知为什么咱中国的经济学家偶尔写写散文竟引得郜先生如此动气？或者他忙于写文章去了，竟不知这些思想界与学术界的掌故？
关于“由蛋糕引起”的中心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公平，这公平不是讲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讲起点公正，竞争过程公开，“效率”属于经济学专业领域，“公平”除了属于经济学领域之外，还带有人文关怀色彩，是许多学科相通的问题。这一命题非“新经济学”所垄断，而是自“经济学之父”两百多年前开创这门学科之始就已将其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至今还未被请出经济学神殿。公平与效率、经济学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已在《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里讲得明明白白，我的论文集为什么名之为《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也已在多处谈及，在这里不再扰大家清听。经济学家们以“公平与效率”为书名的书就有好几本（在英文中，公平与公正均是一个词），一本是阿瑟·奥肯的《公平与效率》，另一本是国内学者曾昭宁的《公平与效率》。用“切蛋糕”比喻分配在经济学著作中司空见惯，非“新经济学”所创造。这里只想补充一句，这一经济学已研究了两百多年的命题，经济学界不会因为它遭到一位文人淋漓尽致地讽刺以后就立马放弃，只怕以后还要有大本的专题著作问世。即便郜先生以后上街看见蛋糕房里那些白衣白帽的人，要被刺激得晕倒也没法让经济学产生一点怜悯之心。“拉动需求”这一经济学专业名词竟费了郜先生这么多笔墨进行嘲讽，那经济学名词中值得嘲讽的名词还有许多，如“经济起飞论”、“博奕论”、“路径依赖”、“经理革命”、“公共选择”、“搭便车”等等，翻上几本经济学著作可以找出许多许多，够郜先生忙乎好大一阵并写出洋洋数十万言了。
郜先生文中此类“问题”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因为要“讨论”这些“问题”，得退到“1＋1=2”这种起点来谈，未免有点侮辱郜先生的智慧。这类讨论（如果还能称之为“讨论”的话）只能用三个字来概括：没意思。郜先生文笔犀利且善于调侃，提着一口不知从哪里憋来的真气只管刺人，只可惜刺得不是地方，将多年辛苦积累的才智浪费在如此华章当中，窃以为未免大大可惜。
二
由此我就想到去年因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而受到的一些非议。
我个人认为，一本书只要问世，就成了公共消费品，消费者有权就这本书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中肯，有助于我改进不足甚至错误，我不但欢迎，还要表示感谢；批评即使不到位，只要仅及于书，那我也没必要回应。但我始终坚持一点：书是公共消费品，作者却不是供大众消遣的娱乐消费品。如果竟有人将我当作公共消费品，或者谋利工具，不惜伪造事实，辱及人格，最后还要玩出勾结不法书商盗名制造非法出版物那等下作事情，那本人就毫不客气，诉诸行政执法机关。所以对于就书提出的各种批评，有缘被我看到的，我都看，也收在那里，但从不“回应”。不过这些批评中有些实在有趣，不妨在建立本人的“资产负债表”时摘述几段出来供读者诸君欣赏，至少可以说明我们中国眼下部分“批评家”的批评水平与风格。
有两篇文章正好从两个相反的极端看待拙著：一篇名为《拨开陷阱的“迷雾”》（《书屋》1998年第5期），这文章我早先在深圳市《金融早报》上看过，“钟言”是笔名，大概是取“忠言逆耳”之意吧。其实该文章未发表之前，已在他们的几个朋友之间流传了好几个月，还有人也跟着兴奋了好大一阵，并有看到文章的人出面告诫我成了名以后要谦虚，不要对批评意见有所回应。我谨遵教诲，不敢有所“回应”，免得落个不谦虚的恶名。该文不知所云地大大抒发了一通自己对经济学的见解，如“财富分配不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纵使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也必然是一部分人先享受改革的成果，一部分人付出代价。而社会就是在这种竞争机制中不断完善、进步，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过渡到全民的富庶”，如此云云说了一通之后，作者将我的书评定为只是讲述了表面现象，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批评，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在文末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我：“面对极其沉重的人口负担，面对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与其徒唤公平和人文关怀，不如冷静客观地研究几个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位先生的观点如此，而另一篇文章名为《谨防何氏“陷阱”——驳何清涟舶来的“经济人”理论》（《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7期，署名“异军”）却又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该文说我“接受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接受‘经济人’理论”，“如果按照何氏等人的理论，我国广大干部肯定在十官九贪之列。这就显得十分荒谬”，“何氏的‘经济人’理论把本末倒置，把干部因受腐蚀而产生的损公肥私思想行为，视作干部的本性，当作贪污腐败的根源，进而把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公有制，都当作贪污腐败的根源，这实际上是在转移群众的视线，把反贪污腐败斗争引向歧路。”在征引了我书中二０二页大量段落后，作者评说：“这里，何女士简直是在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反攻倒算，是在咒骂五十年代我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既然人人都是‘经济人’，那么就要有适合‘经济人’存在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何清涟早已设计好了，那就是她在书中所设计的政府和政府行为，其法律和宪法设计模式的根据是‘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这个模式称为‘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原来何女士搬来搬去的理论，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模式。……何女士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腐而不朽，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碰到严重困难和挫折时，大唱资本主义的赞歌，指责社会主义没有人性，未免太急功近利了，……但是，何女士也会因此付出代价的。”对于同一本书竟有如此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看法，也真算得上这本书的幸遇。但我如果竟将这两位“批评家”的雄文当真，并据此“改进”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批评的两极中来回走动，那也真算是傻得冒了尖。但倘若要我对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的批评态度发表看法，我对“异军”先生表示人格上的尊重，因为不管人家的言辞如何激烈，毕竟只是世界观的不同，在动手写作之前，人家可是认真看过书，也算是读懂了这本书的真正要害——尽管是站在相反的角度。这就比不认真看人家的书，或者说根本就没看明白就匆匆忙忙拿起笔写批判文章以进“忠言”要好得多。要知道，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