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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启蒙这两个字原来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样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除本世纪中期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就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一九九九年六月
（此文为《中国启蒙文粹》的序言）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 陈平原
去年的这个时候，北大百年庆典刚过去不久，我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既然希望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就难免一不小心触犯时忌，但这回对方反应之强烈，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更要命的是，那边四处告状，这厢竟浑然不觉，还洋洋得意，没有丝毫“防范意识”。自以为在弘扬北大光荣传统，突然间发现被指摘为“蓄意破坏”北大光辉形象。一时间风言风语，竟有长辈私下向我的朋友打听：陈平原为什么反对北大举行百年庆典？面对众多不着边际的中伤、误解与赞扬，除了苦笑，再就只能沉默了。
其实很简单，不就是稍稍动摇了某些“权威人士”对于北大的阐释嘛，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异端”吧，也没必要如此“兴师问罪”。能否简单地将老校长蒋梦麟断为国民党新官僚，并抹杀其正规化教育的思路，或者北大校庆的改期到底是偶合还是有意，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商量的，可对方一开始就摆出不想局限在学术领域，非要追问“居心何在”的架势。写一小文略作回应，希望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可当我遵嘱将其交给刊登批评文章的某学报时，主编忽然改变主意，说是对方有言在先，如陈某发言，将有更严厉的言辞恭候。我当然明白，追究过“用心”以后，还能使出的招数，那确实不是常人所能抵御得了的。“苦口婆心”劝说我不要申辩的主编，后来还是自食其言，再次发表没有对手的“商榷文章”。懒得与其计较，只是将当初自己压下的《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收入本书，大致表明立说的差异。
不过，更严厉的批判终于还是来了，那便是今年第五期《中流》杂志上发表的《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领导。承蒙领导提醒，拜读之后，甚感悲哀。不考虑我的专业领域，指责我老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提“五四爱国政治运动”，认定这是别有用心，已经让我很不服气了。更吓人的，还是下面这段罗织罪名的妙语：“许多北大校友对陈氏说的‘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表示困惑，但也有人提出：十月革命节那么伟大，现在不是不吃香了吗？提得好，提到要害处了。这就是说中共垮台了怎么办？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怎么办？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不只是北大校庆‘再改期’的问题了，连国庆日都要改了。这确实‘危险’得很。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做学问，免不了因意见相左而与人打笔墨官司，可商榷文字，原本讲究“单打独斗”，如今对方不断变幻叙述角度，一会拉上“许多北大校友”，一会平地冒出“也有人”，最后又是“广大人民群众”，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此泰山压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本来只是讨论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即便我的考辨失误，也不值得将区区小文跟虚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再说，依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资本主义”阶段，陈某即便有心，也无从“复辟”。至于将我和其他学者之改变“诠释框架”，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更像是文革中常见的“无限上纲”，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潮流似乎不太合拍。据说，类似的言论，还由某公在不少重要场合广为传播。
承久经风雨的长辈告知，像我这样因言得罪且被强烈关注的，要是在二十年前，“早就给灭了”。如此危言，确实耸听，不由得冷汗一身。并非特别勇敢，硬要闯禁区，而是不曾意识到禁区的存在，没想到有关北大校史的考辨，竟有如此大的风险。好在校方还算开明，没有要求我去“说清楚”；要不，我怎么可能说清自己的“用心”是良好的呢？
面对众多赞赏、商榷与中伤，我反而日渐意识到此课题的巨大潜力与思想价值。正像《辞校史专家说》中所说的，我不是站在为北大辩护的立场来审视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的——虽然我对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只要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就难免发表与“正史”不太协调的言论，并非故作惊人语，而是立足点不一样（参见《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另外，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不太相信二十年前的“权威”能够永远避免后来者的挑战。
遗憾的是，眼下出版的这本小书，尚未能真正体现我的“学术野心”。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百年校庆期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