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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的作文，我认为就是“全面而正确”的标准八股。如果我阅卷，决不会给满分。但这不能怪考生，责任在于教师，责任在于范文教学体制。教材不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如果教材好了，现在的“模范教师”们恐怕就不称职了。因为他们也是范文教学法的标准化产品。而且越是“优秀”，越是“模范”，就越是标准化。
全面与深刻，几乎是矛盾的，尤其是要求知识和思维能力极为有限的学生力争“全面”，那一定会把他们的个性棱角、思维活力全部扼杀。这种要求思想观点“全面而正确”的教学思想，源于根深蒂固的“一言堂”。任何一篇文章，都要力争一言定乾坤，把所有可能的异议都统一到这种“全面而正确”的观点上来。每个学生做任何一篇小作文，似乎都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应该“集人类智慧之大成”，这完全是荒谬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在某个极小的领域，也要由许多杰出思想家穷其毕生精力充分发掘并不全面但相当深刻的意见，随后才有可能由某个伟大思想家来一次局部性、阶段性的“集大成”（实为集小成）。以这样的乌托邦标准来要求身心幼稚的学子，无疑是缘木求鱼的极大愚行。这种愚蠢的教学思想，最终只能导致学生毫无思想能力，只会做四平八稳的社论和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
正是习惯了给论点，才会有抓阄“论点”然后辩论的大学生辩论赛（对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我已多次撰文加以批评）。因为我们的学生，早已习惯了给什么论点就替什么论点辩护。
我过去的学生也有考上大学中文系、新闻系的，如今也有做编辑、记者的，除了向我约稿，自己也要写文章。他们问我如何写出好文章。我的回答是：忘掉学校里学到的一切教条，广泛阅读中外优秀作品，然后别管任何人怎么想，按你的真情实感，随便写。
我从小不喜欢带论点的命题作文，后来又不喜欢叫学生做带论点的命题作文。现在我做了自由作家，最大的自由就是不写带论点的命题作文。然而许多编辑来约稿，经常是给论点的约稿，对此我一概拒绝。即便编辑许诺稿费提高百分之五十，我也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虽然稿费从优，对卖文为生的我不无诱惑力，但我宁可饿死，也决不挣这昧心钱。然而我是自由作家，可以拒绝写带论点的约稿，考生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因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还有什么不肯干的？
总之，我并非不同意今年高考的作文命题有重大进步，但我认为教育必须深化改革，从教育方针、教学体制、教材和教学法抓起，否则的话，种豆是永远不会得瓜的。
民族文化的走向
？ 周泽雄
关心、议论每年的高考作文，早已是一种民族本能了，它反映出国人对民族文化走向的天然敏感。虽然区区一道高考作文题，本身并不具备指明民族文化走向的重任，但是，既然人们执意想寄托这份敏感，既然除高考作文题外又没有更合适的内容可以满足这一寄托，对它进行一番小题大作的焦点透视，也就没啥奇怪。不过，如果对可能得出的结论不过分夸大，那也不妨承认，透视一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玩味出若干有意味的时代文化信息。若有人愿意扎扎实实地对历年高考作文题进行一番专题研究，我相信也会收获颇丰。
民众（未必是考生）对高考作文题的本能关注，必然会给出题官施加相当大的身心压力，他们必须不断斟酌往昔，除了希望所命之题能使学生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能力──即“怎么写”──得到充分体现外，由于高考作文题习惯上受到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命题官还不得不对“写什么”这一并非同等重要的内容，火烛小心地予以把握。“怎么写”是技术层面的，“写什么”是政治、社会层面的，后者常被要求以能反映当代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为标准。比如，在最需要培养青年人勤奋品质的一九八0年（当时称为“八十年代第一春”），高考作文题是写一篇关于达·芬奇画蛋的读后感，让学生大引“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之类格言，大举陈景润的例子；在当局认为环境问题有必要提醒国人关注的一九八四年，高考作文题也成了“向报社写一封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信”，等等。
笔墨当随时代，在高考作文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充分。让九十年代的考生来做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作文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程度相当于让只会写白话文的当代学子参加一次古代科举考试。一九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年的作文是一篇名叫《心中有话向党说》的命题作文，今年的高考是一篇材料作文，让学生就“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发表感想。两者间的差距有多大呢？肯定不止二十年。也许我们只能感叹，过去的二十年，竟有着如此超常的社会阶段性容量，以至我们的心灵承受了太大的畸情和变幻。以往历史中从不曾有过第二个二十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心中有话向党说》，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命题呢？隔着二十年时空沧桑，现在我可以指出它是一种忠诚诱供，对庸俗政治的高昂兴趣（急切地变着法地想多听几声歌功颂德的甜言蜜语），已使它无视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本身特性了。与其说它是一篇作文，不如说是一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每隔一年半载就会嗡嗡写上数百字的“政治小结”。由于每位考生在参考前都曾接受过老师的关照：审题是第一位的，审题一旦出错，全部白搭。于是，一位志在进入大学课堂的考生，只要对题目稍稍掠上一眼，立刻就会知道，该题目包含下面三个不容置疑的前提：一，我对共产党（不可能是别的党）有一肚子话；二，这一肚子话目前正处于不吐不快的阶段，非得在考场上尽情吐露，心情才可能平静；三，这一肚子话只能是充满赞美的。接着，他断然决定将凡是与记叙文相关的写作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诸要素）全部忘却，以便倾全力于议论文体之中。如果他脑子活络的话，他会考虑变通一下，如将文章改成书信体，以“最最亲爱的党支部”开头。联系到一九七七年正是“两个凡是”盛行的年代，我们便接着知道，如果遵循“有什么说什么”的作文观，遵循“不撒谎”的做人要求，则有下列问题之一者，无法获得高分。一、政治上的迟钝者，比如一位出身于有着浓厚天主教信仰家庭的考生，他因满脑子都是耶稣基督，对共产党较为隔阂，所以面对试卷会不知所措。二、华侨子弟或任何对当代中国政治环境不熟悉的人物，如果苏东坡有可能来参加的话，就把他包括进去。三、对共产党确实有话要说，但只是想提点批评意见，说说俏皮话，或干脆就是趁机发点牢骚。四、任何一位不想把自己大人物化的社会小人物，他们人数众多，地位卑贱，很少有机会受到“赞美术”的训练。五、任何一位不可救药的社会批判家，由于他们将指出或抨击当代社会的不足视为当然使命，遂本能地抗拒政治赞美体──当然，后一类考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一九七七年的中国，这一类人物要么还没有平反，要么还没有长大。这一命题最明确的信号是：写作是次要的，觉悟高于一切，高分属于最会唱高调的人。
今天的考生可能会问，“心中有话向党说”，又没规定所说的是什么“话”，考生不也可以向党提提意见、发发牢骚吗？是呀，单纯从审题上考察，这一写法是允许的，尽管谁这么做，就将付出与大学校门永别的人生代价。该命题其实是那首著名民歌的文字版。学生们坐在考场上只会想着放声歌唱，一个劲地把党比成母亲或太阳，因为冥冥中他意识到，党在侧耳倾听着呢。
归纳起来，七七年的高考作文，文学性是被排除在外的，降格为最原始的文从字顺。为了给文章增添一点文彩，排比句（我个人认为它是修辞法中最可恶的一种，搞政治的比搞文学的对它更感兴趣）也许会在试卷上大面积泛滥。
回头再看一九九九年的高考作文题，如果让七七年的考生（主要是一批三十大几的老知青）来做的话，他们也许同样会目瞪口呆，不知从何着手。“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不知道，因为那一届考生即使对政治不是有着超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