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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就这样，
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
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
要电台的广播。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当戈培尔要求提供
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
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
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
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
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
意打下来。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
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
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
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
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
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
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
循环反复。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
上一班的监听记录。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送上去。
有一个情报分析员和她同一个班次工作，万一两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个替
手。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将一页页索然乏味的新闻广播、宣告和讲话的打印材料压
缩成简报，送给里宾特洛甫。平均每天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将三份简报发给他的总
部（总部通常和希特勒在东普鲁土的大本营呆在一起）。三至四页长的主要报告，
早晨七点钟发出。稍短的报告下午三点和晚上七点发出。上述材料的文本还要送给
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上面总是期望这些简报着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则新闻断定： “德军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
投用，”这则新闻就要列在报告的头条。报告在递送之前，要经过达格马尔的顶头
上司赫尔穆特·阿尔布雷希特这个曾经在美国居住过的纳粹分子的删改，他和其他
地方的编辑一样，在删改的时候总要增添一些错误。这个单位的其他人，帮助情报
分析员正确拚写盟军进攻的岛屿的名字，向他们介绍其他背景知识。整个报告组
（盖斯勒太太小组的称呼）的负责人是马尔库斯·蒂姆勒博土，他是里宾特洛甫手
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经常向情报分析员讲一些鼓舞土气的话。
报告组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沉闷的夜
晚。突然，信号器嗡嗡作响。意大利语监听小组在传唤他们。这就奇怪了；他们以
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盖斯勒太太和另一个情报分析员赶忙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那
儿只有一位女监听员。她吓得脸色发青。
“墨索里尼辞职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两个情报分析员起初不相信这个消息；空中电波传播假消息，就像马厩牛棚里
的苍蝇一样屡见不鲜。
“谁说的？”他们问。
“罗马，”女监听员答道。
两人怔住了——然后才恍然大悟。
“罗马！”他们惊叫了起来。慌忙跑回房间，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将这个消息报
告里宾特洛甫，他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第一次抢在新闻机关的前头获得了重要消
息，而通常总是新闻机关首先得到这些消息。
蒂姆勒小组提供湖滨楼压缩得最短的报告。只有偶尔用电话向重要官员报告的
紧急情报才更简短。湖滨楼还出版每日文摘《电台镜报》（只有几页厚）以及《每
周电台镜报》，专供并不需要看全面报道的政府机关阅读，同时也出版单项问题报
告。但是它的基本出版物，却是截听到的所有重要广播的全译或摘译的文本。这就
是旅馆后面湖滨楼自己的印刷厂每天出版的《电台截听报告：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
》。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时候，这份刊物每天都有一千多页。它共分六个部分，而
且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代表不同的来源：卷 标题 内容Ｉ 敌台， 第一部
分 伦敦的英语广播（红色）。
Ⅱ 敌台， 第二部分 伦敦的广播以及其他敌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广播，
它们在第Ⅲ卷和第Ⅳ卷中没有出现过（红色）。
Ⅲ 敌台， 第三部分 俄国的广播（蓝色）。
Ⅳ 敌台， 第四部分 美国的广播（绿色）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
Ｖ 盟国和中立国的 意大利的广播（象牙色）， 西班电台 牙、 葡
萄牙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以及其他国家的广播。
（白色） 。Ⅵ 外文原文 外文广播的如实记录（颜色同工至Ⅵ卷的一样）。
每一卷有一英寸那么厚，按照电台、语种和广播时间的字母顺序来编排报告的
次序。报告多半是新闻广播，包括像爱德华·Ｒ·默罗和查尔斯·科林伍德那样的
电台新闻记者向他们国内的广播网播发的无线电话广播。
每天上午，卡车将湖滨楼的报告送到柏林各政府机关。
一九四一年底，湖滨楼每天发行八十八套《电台截听报告》。每日文摘和每周
文摘发至四百三十家订户。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迈尔被提升为湖滨楼负责
人。 （后来发现他在申请加入纳粹党时，隐瞒了他在一九三二年由于犯有欺诈行
为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历史。他被开除出党，撤消职务。 ）湖滨楼监听所成立时
的成员、四十一岁的律师汉斯·维尔姆斯接替他领导湖滨楼，但他只工作了两年，
后来得了精神崩溃症。阿尔布雷希特接替他。
在维尔姆斯就任的时候，希特勒减少了有资格收听这种毒害人的外国情报的监
听员的人数。拿戈培尔的话说，这些情报是地地道道的“失败主义”的源泉。外交
部原来可以领到二十八套完整的《电台截听报告》，二百零四份每日文摘，现在分
别降为十八套和一百零七份。后来，戈培尔将发给政府各部门的全套报告的数目降
为十三套，并且具体规定了发给哪些部门。但是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发行的数量又
回升到五十套。收者包括海军总司令邓尼茨，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和日本大使馆。
一位订户总结说，同其他监听机构相比，湖滨楼的报告“没有德国新闻局的蓝
皮报告（这家通讯社为可以信赖的官员提供的秘密报告）来得快，但比它全面；没
有研究部的报告完整可靠，但也比它来得快。湖滨楼的报告是中不溜的，对于满足
分析报刊的需要来说是很有用处的。”
许多机构进行这样的分析。每一机构根据它自己的利益阅读报刊。纳粹党的德
国新闻中必有十五个人浏览二百份报纸和杂志，寻找“国内外报刊记者对党的工作
的反应”。戈培尔和他的助手们废寝忘食地研究外国报刊，以便利用它们宣传中的
弱点。无数研究机构、政府机关、专业协会和企业，从外国报刊中选取大量的经济
情报。在外交部，施密特的新闻司第十组的十个选报人，剪呀，剪呀，不停地剪辑
外国报纸。这些剪报都按国家和题目编入索引。拥有一百二十五位雇员的新闻司第
十二组，向外交部认为需要这些情报的官员发送贴在专门表格上的这些剪报，以及
《外国报刊报道》， 《政治情报特辑》， 《军事情报特辑》等等，所有这些都
是根据对外政策需要剪辑下来的。这些材料中，有些是每天都向国内寄送报告的驻
外使馆新闻处提供的，有些是新闻司第十组提供的，有些是湖滨楼提供的，大量的
是由德国新闻局和其他通讯社提供的，这些通讯社向政府机构提供新闻消息，不是
象美国那样通过“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