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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武同志怎样看待贾珍的？他能从两府所有男子中作出分析比较，看出贾珍的不凡的一面，评许他是最有男子汉气概之人，我自惭寡陋，还未见有谁能如此具眼，别人总是把贾珍只当作一个“最坏”的人，最下流的伪君子假家长。谁肯为他“说几句好话”呢？
刘心武独识独解独肯。
这就使我深为佩服。
这儿，所涉及的复杂问题之中，有一个问题乃是雪芹的“笔法”的问题，——当然，也还有我们能不能晓悟领略这一笔法的问题。
记得鲁迅先生在二十年代之初讲《红楼》，就给人指明：雪芹打破了传统的写法，不再是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大意）。那时，哪里有什么“红学评论家”出来给人“指迷”？先生却目光如炬，一语道破——雪芹笔法的“奥秘”与魅力正就在“不单一”这点上！
然而，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用“单一直线”的思路与眼光去看去“评”雪芹的“不单一”！
这，不值得我们“共思”一番吗？
论男子贾珍而外，似乎也没人以为贾琏也有“另一面”——他年轻就有理家办事的超众的干才，而且极有正义感：一次，他父亲多行不义，为了强取豪夺几把扇子，陷害石呆子，贾琏不忿，竟教当面批驳贾赦（当时是礼法绝不许可的），说：为了几把扇子，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也算不得本领……！（这以骂贾雨村为名义。贾琏的爱妾平儿也骂贾雨村“这饿不死的野杂种，结识了他不到十年，惹出了多少事！”请听听贾琏房中上上下下的“舆论”，正反映了主人的义愤感。）
再有薛蟠，京剧里把他弄成一个“不成人形”的下流小丑。其卖这都是不能深识雪芹笔法的结果。薛蟠是个直性正义热肠人，在芹书后半部中，与柳湘莲复交和好，亲如手足，日后还有义侠的重要情节。可惜，大抵因高鹗的伪续而破坏了原著的严谨巧妙的结构法则。
论女子，一提秦氏，世人只从“淫妇”上做文章，但她为什么“托梦”与凤姐时却无一字“淫情”？她关心的是兴亡荣辱之大事！而且又借“警幻”（可卿的化身幻影）来教导宝玉，深虑他将来世路上难行！请你想想，雪芹这支笔，是如何的丰厚深刻，丘壑层层，气象浩浩！我们若只会“单一”思维、“单一”鉴赏，那如何能说是“用马克思主义”去看待雪芹那种打破传统的笔法（与意旨）呢？
凤姐的例子，更是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因前函已然略及，如今不必多絮了〔１〕。
赵姨娘，——这大约是雪芹最不肯原宥的一位“坏女人”了吧？但雪芹在后回借写“攒金祝寿”时，也让尤氏把“份子”还给了她，透露出她是个“苦瓠子”。你看雪芹这支笔，够不够个“科学家”的精神？他“单一”吗？
一句话：我读心武之新作，却发生了这些非他原旨所包括的思绪。我确实觉得心武同志是个有眼力的作手。他的新篇，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不遑备议，只是想借此小文，说一说他给我以思索很多问题的良好机会，他有贡献，我很感谢他这种贡献——这不是专评他的小说本文的意思。
不知他今后还想写写《红楼》的哪些“佚稿”？
癸酉六月初吉 伏中走笔
〔１〕前函略云：雪芹最赏凤姐超众的才智，但又绝不隐饰她的过错——是痛惜小过小错掩了她的最宝贵的奇才！必须抓住这一点。（至于伪高续丑化污蔑她，以致今日一般认为她是“最坏女人”，雪芹在鞭笞揭露之，这离雪芹的境界十万八千里，他绝不同于晚清“暴露小说家”。）晓此，则悟芹写贾珍，正是此同一意度。
在原书整体大悲剧中，凤代表女，珍代表男，二人为贾氏获罪的替罪羊与牺牲品，结局最为惨痛悲感，撼人肺腑。我并非要“净化”贾珍，但他在秦氏问题上，是屈枉的，你“突出”了他的“乱伦”，正冲淡了你自己对贾珍的评价（两府唯他真男子，英才掌家气概，敢作敢为！这认识现今俗眼是看不见的，所以极佩服你此点）。我以为贾珍在此事上正是悲剧的关键——因素行与女人不洁净，又为保惜秦氏，不避形迹。才引致了恶名（焦大的骂……）你疑他，但不能忘掉了大格局、高境界——此方是雪芹之不可及处——亦难为人理解、大受歪曲处。
干万莫用什么“暗《金瓶梅》”这类眼光去看雪芹的伟著，那太不懂雪芹是哪号人了！
我的感觉，《红楼》的人物都具有这种“双面性”，因此，才个个受屈枉、被恶名，而芹之泪亦何能干耶，悲夫！
后记
本书目标是试论《红楼》艺术的诸般特色，因此不涉内容思想等事，对于雪芹喜用的艺术手法，如人名各有谐音寓意之类，并非全不重要，但一般常讲，为人熟知，我也是有意地避俗，不列为书中的一个项目，——除了避俗，还为了预防穿凿附会，那也会成为“猜谜索隐”，滋生弊窦。但事情确是极其复杂的，比如开卷的几个人名，无一不含谐音离意，大家公认的就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封肃——风俗，霍启——祸起，娇杏——侥幸，没有人说此皆附会强解。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落到了冯渊——逢冤、英莲——应怜二人的身上。全书开卷即是一对不幸男女，就是世间万众应当相怜的被冤的人——如日这无寓意，皆可不论，那又谁能同意呢？
这么一说，已可略悟讲艺术还是为了理解内涵。本书虽说既定原则不涉内容，则希望读者自己多作参会。
在这一点上，我不妨“画蛇添足”：在我的领会中，所谓“金陵十二钗”的“钗”，表面让人只向“裙钗——女流”一义上去寻求了，其实这和“裙钗”、“金钗十二行”等等并无干涉——这“钗”即“差”的谐音寓意。盖雪芹之旨，原在为脂粉英才痛惜，这一群女子，每一个都蒙受了这样那样的冤诬屈枉、又各有自身的小弱点小差失而招致了最不幸的冤情结果！在这个曲折涵义上，才缔结建构了《石头记》原著的极其崇伟壮烈的大悲剧意义〔１〕。
这一层，说起来是很费力的，它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到清朝中叶的一个最巨大的思想课题，须有高明者用学术专著来论述之，本人势难兼及。然在此书的卷尾，应该略申鄙见，以供学术界读者界共同参考指正。
本书三十章正文中，没有一章是讲到语言艺术的，责任编辑同志对此曾提出过询问和建议。他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文学的“载体”就是语言，如何反置而不论？我想了一下，作稿时所以没列入语言艺术，大概原由有几点：一，这首先要涉及《红楼梦》的版本间题，异文情况之复杂万状，非一言可了，论析起来势必非常麻烦而冗长，一加上它，则专章的篇幅比例将与全体大失平衡，不易处置。二，我们中国文苑是个最讲究手笔高下的高级传统，一字之推敲，都成佳话，遑论整体品格的悬殊。在这种识别高下优劣上，最易发生“仁智”之异见，这又系于高层文化素养，亦非口舌所能争论明白。比如自从四十年代我就与胡适先生争论：我认为程、高之篡笔大抵点金成铁，伪续四十回更是拙劣难读，而他不谓然，始终喜欢那部“程乙本”，说它“更白话化了，潜写也更细腻了”云云。二人之间便发生了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二人如此，何况天下万众？又比如，古今众多的续书、伪作，都自称是依仿雪芹笔墨，自以为“很像”；实则没有一个是略似雪芹手笔的，倒时时接近高鹗的笔调。由此可见，谈语言艺术，特别是雪芹的文字风格特色，实在是件大难事。再三考虑，都阑入本书，必难容纳协恰，不如暂付阙如，俟异日机缘，另为专著（我与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略可备参）。在此我只想指出三点：一是雪芹的叙事部分，并不真“白”，“文”的成份更浓；二是即使对话，也不是今日人们想象的，就照“口语”直录；三是雪芹的文字也是“诗化”了的艺术品，并不同于胡适所谓的那种“白话文”。对此三点，胡先生却很钝觉，——或者是缺乏认识赏会，一味标榜“白话”，结果把汉字语文本身的“文”性扫地反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