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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本书，也就是彼时在海外动笔撰写的。
浦教授寄来的论文，非常重要，本章文字即拟就此略作介述，并参以讨论。因为要讲《红楼》艺术，这实在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是研究界的一项崭新的课题，在我们之前，是无人从这个角度做过研讨的。
浦教授首先致憾于一点：中国的小说名著“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的体裁与文格，至今还没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光是叫它“古典小说”、“章回小说”是太宽泛、太不足以标示其特点了。因此，他创立了一新名词：“奇书文体”。
这是一个很新的文学概念，它似乎可以与“唐传奇”、“元杂剧”等成为“平起平坐”的具有极大特色的文体分类。它是否百分之百的完美而无语病？当然可以讨论，但我觉得这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方便性。
然后他就在论文中以主要的篇幅集中在结构分析上，将《红楼梦》与四大奇书顺次比较：规其规律与先后继承的迹象。这疑疑是一种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
他很重视“太平闲人”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一种见解，以为雪芹作书是“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慨叹治文学史者对此置之不理。他文为“脱胎”之说引及了宋人黄庭坚论诗有“脱胎（一作‘夺胎’）换骨”之说，并解释道：
黄氏之言的原意似乎在于指出诗词创作过程中之化身蜕形；而“脱胎”二字则借自佛理轮回思想中的投胎托生观念，可以解释为继承不灭的诗体本位。如果我们再引伸这种出于自然生育的生物学比喻，那“胎”字就表示一本有机生物从母体接承的胎形，用遗传学的话语便是细胞基因编制的深层结构程序，即是宰制有机体日后发育约遗传密码。现在拿这比喻去回顾《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设说这部书从小说传统的母体所承受的骨肉，主要是属于结构方面。
这段话从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指出了小说结构学的异常的重要性。这在西方，也许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吧？——他接着说：换句话说，我以为《红楼梦）从《水浒》《西游》和《金瓶梅》继承的美学模范可以归结为一种特定的文体。
他一向对此特定文体还没有一个必要的专称而抱憾。他曾在专著《明代四大奇书》中称之为“文人小说”，用意是来区别于真正的“通俗小说”。他说：“我把这一组作品〔引者按：指四大书加上清代的《红楼》与《儒林》）泛称为‘文人小说’，以强调这一文类，无论是它的美学手法或是它的思想抱负，都反应〔引者按：原文如此，不作“反映”）明清读书人的文学修养。”“我取‘文人小说’这名称的用意，并非要否认四大奇书演变自民间文化里的通俗叙述资料这一事实，而只是特指这些作品的最完整的‘写定述’〔１〕——即嘉靖和万历年间问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以及世德堂本《西游记》—迥别于那些先后通行、名副其实的通俗小说，这一组的写定本，观其刊刻始末、版式插图、首尾贯通的结构、变化万端的叙述口吻等等，都是一门与市井说书传统悬殊的深奥文艺。因此我觉得无妨借取‘文人画’、‘文人剧’‘的用法，来推类标榜这几部小说特殊文化背景，以免辜负其文人作家的艺术成就和苦心雅意。”
我早就表示过，浦教授作为一位西方汉学小说专家，对中国文学有如此透辟中肯的论述，实为仅见，而他的论点，我是十分同意的。
他接着说——无论如何，要说《红楼梦》一书出自一位文人之手、描写一户书香家庭的生活方式、针对一群有文艺修养的读者——此外始终与任何民间故事资料无关——因各种关系必算定一部地地道道的“文人小说”，这种说法想来不会有人反对。所以在这个报告里我拟探讨《红楼梦》从典范“文人小说”四大奇书——特别是《金瓶梅》——所承受的文体惯例和美学模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将题目分成结构、修辞法和思想内容三个层次。
他所注意的三个层次，我将于另处介绍讨论，如今特别需要尽先标举的，乃是他对《红楼梦》提出的三个特点，即：一，作者是一位文人；二，内容写的是“书香”家庭的事情；三，拟定的读者对象是一群有文学修养的人。
这就是我在本章题目中所标出的“《红楼》三要”，这对理解雪芹之书，俱是关键点，而对研论《红楼》艺术来说，则更是重要无比。因为，雪芹笔下的艺术特色，都是由“三要”才发生、才施展、才造极的。
关于第一点，浦教授因是从四大奇书总括而立论，故此也称雪芹为“文人”，这并无可议。但对本书来说，我则必须首先指出：雪芹这种类型的文人，却与一般的“读书人”、“能文会写”、“骚人墨客”等等概念皆不尽同。他是一个清代满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公子，从曾祖起文学事业与艺术环境竟已历四世，他们的“门风”是文武双全，多材多艺，精通诗文词曲，书画弦歌，百般技能。他与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并非“同类”，他特别富于灵心慧性，多情善感的“诗人型”气质，而同时又是善思善悟的学人哲士。这样的人，写人物就不只是“身高八尺，豹头环眼”，写饮食也不只是“大碗酒，大块肉”—那种直来直往式的手法风格了。《红楼》艺术的极大特色，基本来源于这个“三要”之首。
第二点特别要涉及所谓“借径《金瓶梅》”的问题。盖《三国）者，写的是帝王将相、文武人材；《水浒》者，写的是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的人材与命运；而《金瓶）方始专以一姓家门、一男多女为其题材，它的小说史价值，端在于此。但是，兰陵笑笑生尽管才华盖世，他写出的西门、金莲、李瓶……等等众多角色，却一色是低文化、少教养的庸俗之辈。这部名著丰富斑斓，但没有多大境界，不大能唤引人的内心灵性的美感享受。雪芹的“借径”，就在于他由此得到“启示”，也决意要作一部专门叙写一姓家门、一男多女的小说，——但他只“到此为止”，内容寓意，笔墨风规，情思气味……，一切一切，都大大地与《金瓶》相反了！这大约即是太平闲人所谓的“取径”之义，只借它一条“道路”，形神本质，都崭新特异了。
那么，这就十分清楚：《红楼》的艺术与魅力，自然也与《金瓶》悬殊大异，——你可以举出很多“例证”，说明雪芹从兰陵笑笑生“得想”“启思”，二者关系“密切”，但你总难进而推论，说两书的总风格与总效果是一致的。
由于雪芹所要写的这个家庭与其主要成员所接受（包括薰陶）的文化教养是高层次的，所以写这些人物与环境的笔法，肯定要与《金瓶》之类又大有畛域之分的。比如说，人们都能指出兰陵运用口语口吻的妙处，以为雪芹也不过如此而已。其实这也有论形不论质、见物不见人之嫌。两书在口语对话的艺术上，区别也是巨大的。其馀可以类推。
至于浦教授的第三层次，是思想内容方面了，已非本书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能从简从略。当然，这也绝不是说我以为艺术与思想是毫无关联、各不相涉的事情，思想内容也是决定艺术风格的一个因素，那是没有疑问的。
回头来再讲“三要”的末后一“要”，就是浦教授特别指明的“针对一群有文艺修养的读者”的间题。我以为，这一点实在也是一个真知灼见之点。
若打开《石头记》，照“字面”理解，那你会看到雪芹“交代”作者宗旨，说的是为“市井”之人而作（“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２〕之言，可以为证）。实则大大不然。真正的市井之人，是看不懂《红楼梦》的，他们也并不爱看这一部难懂的小说。这种事实，鲁迅也早就说过了——《红楼》出世之后，风行天下，“家置一部”，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情形，至于“细民”（即市井小民也），爱看的仍然是《三国》、《水浒》。
这就是说，没有足够的中华文化素养的人，是无法“看得入”雪芹之书的。硬着头皮死钻，也钻不出什么兴趣滋味来。这个问题，更是研讨《红楼》艺术的一大关键，而过去对此似乎缺少足够的认识与论述。
这也就是说，从“三要”而考察，不能不深深感到一个绝大的课题需要认真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