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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刨地呐！而今王芳的才华已经让朝夕放心了。人的品质在顺境时的表现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在逆境时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才是值得敬佩的，这也是目前《之子》在朝夕的带领下，人心齐聚的重要原因。
最近《之子》成立了男女足球队了，目的就是释放激情。男队统一身披阿根廷队战服，女队的比基尼装尚未到位。说到激情，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之子》的几个老“机”：恒哥（张恒）、兔子（刘洪波）都被“激情”烧得不行，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恒哥老泪纵横，让兔子仿佛又生了一个孩子一样爱到极致。恒说：孙海英演得太牛B了，就像我爸一样，尤其是丫吃饭时吧唧嘴的劲，绝了，我靠！兔说：激情呀，激情呀，都几年没这么爽过了！兔子这次真是邪了，选题是他报的不说，现在竟然还在机房里坐起了台，估计他有心改行要抢编导的饭碗了。
采访孙海英时还有一件事，一想起来挺有滋味的。与他混了两天，熟了，说话也就没大没小了。当得知孙海英至今无后时（曾经有过但不幸夭折），先是一同感慨叹息，继而郑重对他说：“英雄不能无后啊！”孙先是一愣，马上表情严肃起来，意味深长地说：“不知道还行不行了。”稍后，与吕丽萍闲聊又提起了同一话题，谁知吕丽萍的脸立马有些羞红地说：“要是那样，真得感谢老天爷了。”说完目光深情地望着不远处正在接受采访的孙海英，笑了。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戚务生的一句经典话语：这你就不懂了。
那天，张恒在红塔基地采访戚务生，戚务生于动情处时说：“……生理上没有一点想法了……”恒眉头一皱说：“生理上——没想法了？我有点不明白——”
戚（过来人的神情）：“这你就不懂了。”
恒表情更加疑惑：“为什么？”
戚说：“就是压力太大，那方面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恒若有所思地点头。
戚又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好多了——压力没那么大了。”
恒这时的目光写满了敬意，然后俩人会心一笑。
我并不想说这次采访的对话充满戏剧性，其实在播出时这段对话也只保留了一个回合。采访完戚务生后我一直在想，戚务生执教中国队的那段日子，对他未尝不是一笔人生的财富。一个人在逆境中的付出即使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但是他经历了就足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戚务生也是幸福的。
这几天我也同张恒、兔子他们一样，心里的激情被一次次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导演康红雷的一句话让我久久地感动。他说：我与人打交道，只看对方的优点，这样你的身心会很健康，而且时间长了别人看你也舒服，所以我生活得很快乐。
策划丛鹏（1）
丛鹏是《实话实说》的策划，干得好好的，却要远赴大洋彼岸当陪读男士了。对于一个即将离开的同事，我们的心情相当复杂。这里面体现的是我们依依惜别的兄弟之情，包含着评论部浓浓深厚的人文精神。
策划里成长
丛 鹏
十二年前我大学毕业，回家那天正赶上世界杯半决赛。7月3日凌晨，爸爸来烟台火车站接我，就在车站广场，父子俩一起目睹了英德点球大战。英格兰输了，加斯科因哭了，像个刚出校门的兄弟。
此前几小时，正当我在火车上看夕阳的时候，我的外甥呱呱坠地。除了血缘，我对这个小生命还有一种额外的亲切，小家伙来到人间，我踏入社会，我们俩一起成长。
十二年后，外甥长大了，会给姥爷熬他老人家最爱喝的玉米粥，还会与未来的舅妈打交道，帮助舅舅成就终身大事。
十二年后，加斯科因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而本色依旧。当埃弗顿队迎来另一个失意者吉诺拉的时候，加斯科因顶着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冲入训练场，尾随吉诺拉，逗得吉诺拉和队友开怀大笑。
十二年后，我将告别过去工作经历中最难忘的阶段，离开新闻评论部，去做新的尝试。从1998年5月到今天，在《实话实说》的四年，是我的又一个大学。
这次，我的大学从幼儿园开始，那是1998年“六一”播出的《童言无忌》。当时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框框，硬磨着小崔做这么一个让学龄前儿童自由发言的节目。那天我和小崔一起去北师大试验幼儿园“体验生活”，正赶上大班（五岁）的孩子课间休息，我就和一个大眼睛男孩攀谈起来。后来说起爸爸妈妈的缺点，小男孩说：“爸爸爱睡懒觉。”我问他：“为什么这算缺点？”他说：“这样爸爸就不能送我上幼儿园。”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叫醒他？”小男孩一边摆弄他的玩具，一边款款地说：“喜欢一个人，就给他自由。”
“喜欢一个人，就给他自由”，这是我的第一课。此后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人和事就像这句话一样超出了我的想象，也像这句话一样会永远伴随着我。以前上大学的任务是“读书”，现在，小男孩提醒我，这个大学的特点是“读人”。
1999年9月，因为《熊猫教授》这个节目，我认识了北京大学的潘文石，而真正认识和了解潘教授是在这年的11月下旬。那时候，小崔安排我做一个后续采访，因为我们在节目中注意到，潘教授从事动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方式很温暖，看到保护区里村民的生活比动物还苦，就帮助老百姓解决饮水问题，还动员朋友出资建起了希望小学。当时潘教授已转向研究白头叶猴，研究基地设在广西崇左，就在一个废弃的兵营里，潘教授，四个弟子，两群猴子，还有我和一条狗。
离开那天，潘教授派陈吉海送我。陈吉海是当地村民，在潘教授的基地里帮忙。我们俩坐在乡村公路旁等长途车，那天阳光很好，周围点缀着像漓江一样的石灰岩小山。陈吉海说他们这儿现在一只麻雀也没有了，都给农药毒死了。以前鸟很多，他也喜欢打鸟，现在有人打鸟，他就要去管一管。这时候走过几位妇女，又走过几头水牛，陈吉海说他们这儿女人下田，男人带孩子。这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是他帮潘教授做的白头叶猴观察记录，图画得很生动，字就写得歪歪扭扭的了。陈吉海说他愿意帮潘教授，因为潘教授帮村子解决了饮水问题，又在帮村子建沼气池。他说其实农民最喜欢这些动物，只是没办法。这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环保：以诚相待，对人、对自然。
我还记得我那时随潘教授去村里，正赶上下雨，村路很泥泞，又有好多牛屎，我走起来有点不自在。也许潘教授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去年秋天的时候他特意告诉我，说现在村里干净了，因为农民建起了沼气池，牛屎成了稀罕物。作为答谢，村长专门带人给潘教授送来一车牛屎，这样潘教授的沼气池也可以发酵了。
2000年5月，我多了一个兄弟，他就是《大卫正传》的主人公，美国青年丁大卫。大卫是我的同龄人，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就来中国教书。
从1993年开始，大卫的工作地点有一个连续的变化，从沿海的珠海到西部的兰州，从城市跑到乡村，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办起了小学。他在来信中这样说：“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中东乡族基础教育最差，文盲率最高（不是“之一”，的确倒数第一）。”这就是大卫的理由。
大卫的心愿很好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东乡是非开放地区，大卫是外国人，为了能够教这些东乡族的孩子，大卫整整等了九个月。这中间我曾劝大卫换个地方吧，大卫总是用他那带有兰州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就是呢，慢慢来。”这就是大卫给我最大的帮助：他从不抱怨。
到了2001年夏天，大卫寄来一封信，告诉我旅行证终于办下来了。现在他一周三天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教大学生，四天在东乡的乡村小学教孩子们。大卫给我寄来了学校的照片，每一张都在背面加了注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有一张是一辆长途车，车顶还围了十几只羊，大卫的注解是：“我的奔驰”。
大卫不是一个“苦行僧”，他有一辆破自行车，骑着这辆车他走遍了兰州城，知道哪里饭菜香又便宜。大卫弹吉他又是灌篮高手（1。93m），那次我和钱韵梅去采访他的时候，在他小小的宿舍里，他每一次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