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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在道德秩序与经济秩序之间
申宇红
就像宗教不应以暴力的方式赢得他的信徒一样，我不愿以欺骗的手段获得新闻资源和爆炸的效果。但当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时，局面已经不由我控制了。
“十六”大召开前夕，我和《焦点访谈》一组的摄像邢旭东赴重庆。当时手里只有从网上下载的一个简单线索：据某小报载，重庆市某家酒店从成都进了一批床垫后发现填充物质量低劣——重庆百万人每天睡在垃圾上！至于哪家酒店哪家床垫厂均未披露。当时领导担心的是我和老邢这样郎才女貌的人怎么才能打入敌人内部。
到重庆一落地，我就傻了眼，领导的担心还在其次，更让我们傻眼的是：小报记者说这个消息他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并没有亲自去调查；“朋友”（当地电视台采访此事的记者）说政府施加压力，不愿出面配合；那家上当受骗的酒店是个四星级，不愿为这点儿小事影响声誉。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2）
没有受害群众，没谁吃饱了撑得拿刀划自己家床垫玩儿。地方媒体披露此事后，经营者已经非常警觉，偷拍的效果他们已经领教。更要命的是，床垫行业缺乏强制性的行业标准，现在执行的轻工业部的“弹簧软床垫”标准是几年前的，没有细化的参照指标；推荐标准不具有法律效力，企业是可以不执行的。
尤其是此事缺乏卫生前置标准。部分挂着国外品牌的床垫生产商手续齐全，至于手续是真是假记者无从考证。地方打假办、质监、工商、卫生部门借没有标准之口装腔作势：没有行业标准，质检合格证书是怎么来的？
……
我和老邢只好在建材市场瞎逛，然后顺藤摸瓜。但我们找的几家床垫生产厂家均因被当地媒体惊动，长了经验而应酬自如。我们获取的内容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片子。后来我和老邢商量，我们不找床垫厂了，我们先找原料供应商，然后找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反向证明可能对方的警觉会少一些。谁知道，我们所能找到的供应商们也都个个精明。最后终于找到了彬彬棉毡厂的小老板董彦彬。
老邢的身份是北京兴明家具公司的总经理，我的身份是小秘。我们声称原来在北京做，不太赚钱，现在想到重庆发展又没经验，希望在他这里得到指点。我和老邢谁都没有装神弄鬼地说重庆话，也没有故意换一声很土的行头。我们很本色的出现，而这恰恰是最大的伪装，最具有欺骗性。老邢憨态可掬，我一脸的单纯。小老板丝毫没有对我们设防。他为人豪爽，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一泻千里，幽默感简直和东北人有一拚：
“他们说香港的，都是用这个做的伪牌子。”他指着一堆废布料说。
“里边铺上一层稻草——”
“做好了可以打包啊，撒谎啊！反正知道是非的人很少很少。”
“搞消费就是这样嘛，做生意基本上就是一个骗。”
“我自己就不用自己的产品，我这个床垫是看着他们做的。”
“通气？做生意时不讲通气的，钱给了就通气了。”
……
这些经典的语言都是出自这个小老板之口。
“我们刚来也没经验，跟工商质监也不熟，以后还得你多帮着。”我这样说。他豪爽地答应了：“你们刚做要和质监工商搞好关系，没事的时候烟酒烟酒。我到时候可以帮你们介绍介绍。” 他说一般人都不会给你说这些，因为同行之间有竞争，我这个人觉得有钱该大家挣。他完全不知在他向我们热情地介绍经验的时候，正有一个黑黢黢的镜头对着他。他更不会想到我们这两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京城人挖了一个大大的陷阱等着他头朝下栽进去。
“北京好不好玩？北京我没去过。”他一脸的纯朴与率真。
可以说是这个小老板成全了我们的片子。那天，我和老邢是爆笑着回宾馆的，突然的柳暗花明让我们收获着成功的喜悦。我们到江边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以庆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幸运。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小老板可能因此倒霉。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事态会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002年12月3日，上海收获着申博成功的喜悦，重庆却在经历着震荡与不安。这一晚《焦点访谈》播出了《名牌床垫哪里来》，详细记录了这些所谓的名牌从原料加工到半成品、成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8：00，重庆方面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上万名执法人员密布重庆市四十多个区县内的大街小巷，两千七百多个床垫生产厂和原料加工厂以及七百一十七个市场被迫接受了检查。两三天内，许多执法人员通宵达旦进行拉网式排查，战果累累：重庆市查封了假冒伪劣床垫七千多床、棉麻毡四千多卷、废旧水泥包装袋一万多张。我们在节目中曝光的几个厂家被查封、没收财产、重罚的同时判定终生不得在重庆境内从事本行业，其法人代表被留置盘询和拘留。而小老板董彦彬被处以十万元罚款并拘留审查。
我询问了重庆经侦大队的领导，他们非常解恨地告诉我，小老板制假售假的证据确凿，已经够移交检察机关的标准了，他很有可能被判刑。我的心一下坠落下去。仅仅是在几个小时前，也就是片子刚刚播完的时候，小老板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你是《焦点访谈》的？听说你曝了我们的光？”
“是的，因为你干了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事。”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吗？”这个天真的小老板，到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是相信我会给他通风报信，“我想做好的，可是卖不出去，人家买不起。那我们这个行业到底该怎么做？”
“反正不能像现在这样做。”我搪塞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没有标准。
“好吧，欢迎你到重庆来玩吧……”简短的通话之后他这样说。
“到重庆玩？”我说，“你不一棒子打死我才怪！咱就别客气了。”
“不会的，你们也是为了工作嘛，我们要赚钱，你们也要工作。”
我们通这个电话的时候，警车正闪着红灯驶向彬彬棉毡厂，一个小时后，他被执法人员绳之以法。我再次见到他时，他缩作一团，原本就很矮小的身体更矮小了。他不住地发抖。他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很含糊“……我还要坐牢的……”我再问他，他不敢再说下去。他大概是说，我什么都跟你说了我还要坐牢的。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3）
我无言。我只能无言。我们用黑洞洞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我们让警察将他带出来再带进去。我屏住呼吸。我是记者。他干了不该干的事罪有应得——可是，可是在他破坏了一种道德秩序的同时，我也以另外一种方式破坏着人间基本的道德秩序。我破坏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对人的信任。这一次的经历很有可能成为他今后处理人际关系时考虑的一种决定性因素，他也许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人了。我又将如何弥补这个遗憾呢？如果真刀真枪地杀一场，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作为记者，我们以破坏道德秩序的方式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在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去遵守良心的道德律令呢？
“申记者，喝水。”一杯热气腾腾的水递到面前。
“给他吧。”这也许是我惟一能做的。
我可以感到他接过水杯时那一刻的意外感动。他的手仍在发抖，杯子里的水都倾了出来。
“你知道，我们都不想看到这种结果，但你的行为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这样。你要好好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这样才能早一点出来。你可能会想不通……”
“我知道了，也想通了。有一点想不通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先整顿一下，我们不听，再抓人。我这个厂子是最小的，你帮我说说好话吧！看在我们的交情上……”他仍相信我们是有交情可言的。从头到尾，直到手上戴了手铐的时候，他都没有用仇恨的目光看我，他的目光中自始至终有的只是感伤和无奈。
“拿件棉衣给他吧——”我能说的只有这一句。
回来的路上，我暗暗地哭了。
两年来，几乎每一次采访拍摄都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