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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后，这场争端才算结束。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他再也不能单靠小声说句“关于此事，你能和我哥谈谈吗？”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于两个月后的1964年9月3日辞去司法部长一职。两个月后，他竞选成功，成为了纽约州参议员。
约翰·F。肯尼迪在世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胡佛很快就会在1964年大选后被埃文斯取代。然而，因为埃文斯对罗伯特·肯尼迪做出了让步，他发现自己在调查局里的权力随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而越来越弱。他只好申请退休，然后去了私人律师事务所。
胡佛很快恢复了联邦调查局的声望和独立地位。他用詹姆斯·Ｈ。盖尔取代了埃文斯。性格坚韧、能力很强的盖尔经历了多年联邦调查局同司法部之间的战争，他是个敢于站出来和司法部斗争的人。而且那次人事调整也涉及到了我。11月13日，星期五，胡佛在替换掉埃文斯的几分钟后，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我仍记得进入胡佛内室的准确时间——下午三点五十三分。当时我对那次会见的内容却一无所知。“很高兴见到你，费尔特，”我们握手的时候，局长对我说，“近来怎么样？”
“很好。”我说，局长诚恳的问候，叫我“费尔特”而不是“费尔特先生”让我放了心。胡佛一分钟时间也没浪费。“费尔特，”他说，“埃文斯申请退休，我批准了。我刚让盖尔替代他的职位。我告诉盖尔，埃文斯在应付司法部时不够强硬。盖尔知道我希望他能勇敢面对他们。”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3）
“您选对了人。”我一边回答，一边想着我在这件事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胡佛继续说：“我把你调到监察处替代盖尔。我任命你为监察处处长，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可以胜任，就可晋升为助理局长。”
“谢谢局长。”我所能表达心情的就这一句话。如此大幅度的晋升，使我实际成为局长权力的延伸，这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他还提出了我可进一步升入他领导班子的可能。
“我希望你在工作中坚决果断，不要手软，但必须做到公平。你要成为我的耳目。你可直接向托尔森汇报工作。”
我又一次说：“谢谢局长。”
“在你上任之前，我会让你在盖尔的领导下先负责总部的监察工作。之后，你就正式接任独立工作了。不过，在纽约分局接受监察之前，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因为在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分局纽约分局和总部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
我第三次说：“好的，局长。”我感到自己有点傻但又不知该如何作答。以往和胡佛交谈时，我都试着表达些什么，比如对谈话的兴趣或是坚持自己的主见，可这一次我完全愣住了。在几分钟里，我发现自己已站在了联邦调查局最高层的门槛边。
“就这样吧，费尔特，”胡佛说，“希望你干得出色。”
“胡佛先生，”我说，“我会竭尽全力的。您可以完全信赖我。”
“我也希望如此。”胡佛回答，随后拿起桌子上的一份备忘录。
调到监察处标志着我和胡佛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做分局主管时，我和他一年见一次面，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在训练处任职时，我只见过他几次。现在他会用内线电话直接找我，我和他私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天都有好几次和他会面或通过内线及外线电话和他通话。可这些交往都严格限制于公事。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社交往来是在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的一次宴会上，他是那里的贵宾，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监察处处长在联邦调查局的权力层里占有重要地位。他直接受局长监督，有权力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查询任何事情，是一个让人敬畏的角色。除了各种职责外，我还要负责对各个地区分局进行艰苦的年度检查，以查处错误，纪律松懈及违反局长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情况。调到监察处不久，一位助理局长对我说：“你现在的职务做好了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可做糟了就会适得其反成为公害。”我知道他的意思。在迈向联邦调查局金字塔顶端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建设性批评和恶意批评的差别。我决心尽可能多做建设性批评，在我当联邦调查局监察处处长的六年时间里，我努力在胡佛的严格要求和我眼中的联邦调查局及其成员的最大利益之间谋求平衡。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永远不犯错误，联邦调查局也不例外。胡佛知道这一点，要求所有错误都必须公开，所有责任都必须有人承担。当监察员检查到错误时，他们几乎总是通过批评信的方式监督当事人改正错误，并提请注意相应的纪律条令。分局的特工抱怨总是被“找茬”，还指出监察员和其助手必须完成一定量的批评信“配额”。无论监察处处长是多么的努力做到公平或具有同情心，他还是要受到此类批评的攻击。
虽然特工们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他们的抱怨常常是没有根据的。首先，胡佛不会接受一项检查报告称某个分局或总部的某个部门处于理想状态。我若是递呈这样一份报告，那它肯定是不正确的，胡佛会立即将我免职。另外，倘若监察员肯定地说在数百份案例中完全没有发现任何错误，我也不会相信。考虑到规章制度的严密性，在调查各种复杂案件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发生。
多数监察员在遇上一些足以让胡佛恼怒或会导致处罚的小错误时都采取了私下纠正的方式，他们会尽量让特工收到的批评信平均一些。相当严重的事件则必须向胡佛汇报，以满足他捍卫纪律的愿望。可呈交给胡佛的处罚建议一定要谨慎措辞、合理评价，因为胡佛或托尔森有时会不顾监察员的建议而加重处罚。如果我们在处罚上有什么倾向的话，那一定是倾向于从宽处理。但我从不让局长感到监察处“心慈手软”。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4）
我掌握了如何赢得胡佛的认可的要点：使观点简明扼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坚持使每一份为局长准备的文件都简洁明了、直切主题。我努力修饰和完善自己起草的备忘录，这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在担任掌握着特工命运的监察处处长时，我起草的每一份处罚建议都坚持有理有据，并注意避免使用会激怒胡佛的语言。多年写文件给胡佛看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像他一样去看和听，以及像他一样思考。
胡佛的执行人（1）
作为监察处处长，我下定决心，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打破常规。因为就我记忆所及，纽约分局——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分局——历年都是第一个接受检查的。而我的要求是务求公正，对其他分局而言，他们无法像纽约分局一样可以预见到何时会受到检查，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胡佛希望监察员考察的是分局平时的工作情况。因而在1965年1月，让纽约分局意外的是，我并没有在该局出现（私下将该年春季检查日程做了调整），而是派人登门造访了一些备感讶异的较小分局。（七年后，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将这种突然因素排除在这些检查之外，命令必须提前两周通知各分局。这也许会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气氛，却无助于提高紧张有序的办事效率。）
在按计划行动之前，我要求晋见局长以取得批准。我当时没有吐露见面的意图，为得是减少有人向纽约分局走漏消息的机会。“胡佛先生，”我说道，“您告诉我在检查纽约分局前要找我谈谈的。我打算4月4日星期天带上所有人赶到那儿，星期一上午开始检查。”
胡佛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不错，费尔特。我在想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那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再等的原因。我已结束了两个中等分局的检查工作，我想下一个就是纽约分局。”
胡佛笑了，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将检查纽约分局的工作推后。“我相信我还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要与纽约较真的监察处处长呢。那帮人不错，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