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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非川一战，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神话，吐蕃由此信心爆棚，多次与唐在西域和剑南道展开争夺，由此揭开了长达百年的唐蕃战争的帷幕。虽然终高宗之世，有娄师德、黑齿常之在剑南道屯田镇守，西域又受制于裴行俭和王方翼，吐蕃并未占到半点便宜，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局震荡却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是东、西突厥密谋复国，高宗时代在西域并未长期驻军，在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安西四镇屡屡陷落，先后有裴行俭三定西域之事。东北由于唐军在辽东战场杀戮颇重，新罗王乘势挑拨高句丽和百济民众叛乱，驱逐唐军，安东都护府被迫迁往辽东。高宗大怒，命刘仁轨率军出击新罗，新罗大败，急忙遣使谢罪，但并不因此放弃收复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企图。基本上唐军一到新罗便谢罪，唐军一退又开始蚕食辽东，颇有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不屈不挠，原本和大唐之间隔了新罗、属于飞地的百济故地，终于被新罗完全吞并。但最麻烦的还是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廷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结果仪凤三年再败于青海湖。此战之后，唐终于意识到吐蕃是无法消灭的，在剑南和西域等低海拔地区的胜利，并不能让唐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从而决定了唐蕃战争中唐只能采取守势，而吐蕃却可以纵横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乌海至河源海拔均在4200米以上，背后便是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普遍的看法是“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2＇ 而在此献策高宗的魏元忠、以及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娄师德和黑齿常之等人，日后成为了武周的名臣骁将。
边疆告急促使高宗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对外事务上，裴行俭、刘仁轨等人纷纷受诏出征，武后抓紧这个好机会大肆揽权，实力又有增长。她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朝中无人的困乏，许敬宗已经年老，除他之外众宰相无一是武后心腹。如无高官支持，武后空有“二圣”之名和参政议政之权也难以全盘掌控政局。急于用人的武后遂打破官员须凭考试进阶的制度，“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3＇，开创了泛阶的局面。按照大唐制度，由六品跳升五品是仕途的一道重要关口，由四品跳升三品又是另一道关口。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经过考试，按成绩叙进。就连升散阶从五品也要奏报皇帝，取其进止。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此举对唐帝国来说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大批寒士的上位促进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可算广聚贤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的急剧扩充，也不免有选官过滥的弊端。昔日太宗皇帝为纠正隋末弊政，大规模精简官吏，淘汰庸员，定制官品文武共643员，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严格的选官制度现被打破，及至高宗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不过此举对于武后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成百上千的人因这一政策而受惠，得以享受高官厚禄，自然对武后感恩戴德。在收买人心方面，武后赢了漂亮的一仗。
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转化为助力之前，许敬宗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武后顿时面临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咸亨元年，天下大旱，关中饥馑，朝廷不得不下诏任由百姓往各州逐食，并宣布政府班子东幸洛阳，解决吃饭问题。陪随同行的武后之母杨氏已有92岁高龄，病逝于途中。久旱失雨，黎民受困，原本不满武后参政的各政治势力乘机发难，直指在上者失德，致遭天谴。武后权衡利弊，遂上书高宗，引咎在己，主动要求高宗废除自己的后位。这是心灰意懒，还是以退为进？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内心的隐隐作痛中，武后把抉择的权力交给了高宗。
（本节未完待续）
＇1＇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第十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
＇2＇ 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05。
＇3＇《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古中国向来有天象以应人事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一旦有地震、蝗灾等天灾，负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宰相常会引咎辞职，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便曾经以久旱提出避位以禳灾。不过这种辞职一般都会被驳回，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以示负责。武后此番主动要求避位，一则说明她的权势确有增长，没有人会要求一位无权无势的后妃为国事负责。二则也反映出她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武后升位太后大权在手之后，不要说是私下议论，就算不识趣的儒生上书直谏要求太后还政皇帝，那也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会有迫于压力归政之说。说来武后雄飞既久，岂甘雌伏？此举确有不得已之处。她虽有“二圣”的尊号，但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领导班子。昔日六位翊赞功臣，许敬宗老病退休，李义府、崔义玄等亡故，依靠构陷裴行俭、逼杀长孙无忌上台的袁公瑜给一贬再贬，现在冤家对头裴行俭手下当差，真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平心而论，和历代弄权的后妃比起来，武后参政之初行动内敛小心得多，单是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皇后，还没有一名外戚掌握朝中实权便少有人能及。这固然让她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能够走得更为长远，但始终势单力孤，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皇帝。高宗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需要借助武后来处理朝政，但对武后权势的增长仍存戒心，既要用她，又要防她，关系微妙，态度暧昧。如今太子羽翼已成，事事自有主张，不再需要这个母亲来指手画脚，如果高宗再不明确表态，她作为皇后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参与朝政？又有什么资本继续停留在竞技场上？
此外，母亲杨氏的死也给了她不小的打击。武后一生受杨氏影响甚大，爱好文史不喜针线的习惯，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性格，都来自于杨氏的遗传。在武后夺嫡争宠的关键时刻，杨氏忙内忙外，收集信息，监视政敌，笼络支持者，为女儿很是操劳了一番。裴行俭和长孙无忌等的密谈就是通过杨氏转告给武后，导致裴行俭被贬的。如果说武后的奋斗历程上曾经有得到过家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那就是来自于杨氏了。所以武后虽然淡漠亲情，但跟杨氏的关系一直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本不该受俗务影响的母女之情也渐渐变了质。魏国夫人之死虽然瞒过了高宗，却瞒不过和她一母同胞的哥哥贺兰敏之，深知武后性格的杨氏也不可能没有怀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