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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阴云初开
“不！我觉得你现在去见阿娟不合适，”苏长宁听完我的思考之后说，“你得另想别的办法。”
“为什么呢？”
“首先，你在最近一个时期，最好不在黎东辉家里露面，因为那会使你非常尴尬，因为乔文亚事件使各方面关系都很微妙，而我，也并不了解全部真情。……”
“为什么呢？”
“先说支队，对于乔文亚的错误和处理，支队长和政委看法并不一致。但是，支队长又不好对支队政治部的事干涉过多，就乔文亚犯错误的领导责任问题上，政委认为这跟支队长对乔文亚的纵容有关，乔文亚几乎成了支队长的私人秘书了。……”
我想到了乔文亚在初次见面时交给我的那张纸条。其实，我忽略了这一点，我的一切活动应该由支队政治部来安排，而不该求助于支队长。
“对乔文亚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在行政上作降级复员处理，建议地方上安排到县文化馆工作，这是乔文亚自己提出的要求。支队政治部已经派人向越方表示歉意，负有对部队教育不力约束不严的责任。……好在越方对乔文亚的处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问题严重的还是阿娟家里。黎文英听说之后，竟然打了阿娟两个耳光；阿娟的父母为此颇为懊恼，他们不知道阿娟将来会怎样生活。……”
“这么说，阿娟面临着好几个方面的压力了？”我心头漾起深深的怜悯之情。
“可想而知！”苏军医说，“一是失恋的悲痛，二是怀孕的负担和可能受到的屈辱；三是家庭的压力；四是社会舆论的责难。……”
“有没有另外的压力？我从乔文亚的信里看到有个叫阮文兴的。……”
“他会给她什么压力呢？”
“他过去有没有追求阿娟而不得？今天借着这件事强迫她就范？”
“很有可能！”
“你以为阿娟能承受得住吗？”
“这很难说，”苏军医掂量了好一阵子说，“我去给黎文英换药时，没有见到她，我们对乔文亚的事都闭口不谈，在这件事上，我总觉得说一句多一句，还是顺其自然好。……”
“这就是说，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啦？”我有些忿忿然了。就像看着一个落水将溺之人伸手呼救，而站在干岸上的人却怕沾湿了衣服，如果这个人虽然无力把落水之人救出，就是向水里扑去的瞬间，也会给落水之人带去一线希望和宽慰，想到此处，我反而变得急不可耐了，“不，明天，我就去竹萝村，黎东辉全家只有阿娟一人知道我介入她和乔文亚的事情，黎东辉到家后，阿娟自然也知道我也回到支队，出了这样大的事情，我反而躲得远远地，阿娟怎么想呢？”
苏军医仍然坚持我不介入好，最少也要等他再给黎文英换药时探探虚实之后再说。而且给我想好了借口；可以说回来忙于整理采访记录，或是去某工段深入现场。……
“不！你以为你们避而不谈阿娟的事是明智的吗？闹得纷纷扬扬的事避而不谈反而是一种作假，反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尴尬，……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嘛！……”我不是在抗辩苏军医的回避政策，而是在说服自己，“从我的生活经验里，我感到有些事需要迂回、等待，有些事却需要快速进击，有时吞吞吐吐隐含不露，反而不如直抒胸臆来得痛快。……一团乱丝慢慢抽理反而不如一刀断去！”
“那你认为怎么办好呢？”
“明天一早我就去。
“可是，我要查病房。
“我自己去也许更好！”
此时，我的思想已经突破了世俗的樊篱，种种思绪脱颖而出，就像一个演员进入他的角色之后，对许多百思难解无可奈何的事情，不但觉得迎刃可解甚至有了全新的认识，生活中的转念是多么重要：就像在一只饿狼向你扑过来时，你是转身逃跑还是迎头抗击，结果绝不一样！
当我登上竹楼敲响黎东辉的家门时，这一家人还没有吃早饭，如果处在平时，显然是极不礼貌的唐突，我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但是，大行不拘细节，大礼不辞小让，我的确是抱着解脱他们全家苦恼的真诚愿望而来，何必弄成假客气呢？我本来就是个不善于察颜观色总是按着自己主观愿望行事的人，即使碰壁也不会变得乖巧！
开门的是黎东辉，他用惊异和悲凉的神色迎接了我。
“坐！坐！”他非常尴尬地让我坐在他的床前的竹椅里，零乱的房间反映出主人烦乱的心绪，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炉子没有升火，他无法给我沏茶。黎文英的房间、阿娟和她母亲的房间都寂然无声。显然，他们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准备早餐。我一个外籍客人在这种时候登门，显然使他们全家都非常难堪。
我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但也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种奇异的寂静，使我感到这个家庭正密布着沉重的愁云。它需要一阵狂风把它推开。黎东辉面色如土，面部表情严肃，近乎阴森，两颊深陷颧骨高耸，失去光彩的眸子布满血丝。我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响动或是每一句话，其他房间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黎同志，你听说了吧，阿娟出了点事，真是不幸！”
“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我觉得这件事算不上不幸！……”我觉得我的高嗓门一定能使他们全家都听得清楚！
“算不上不幸？”黎东辉重复着我的第一句话，面带凄恻，“还有什么更不幸的呢？”
“我们没有必要把好事看成坏事！”我冲动地带有抗辩意味的声音肯定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就是两个优秀的青年男女相恋相爱吗？……第一，乔文亚是个多才多艺热诚尽职的热血青年，他对越南人民有着深切的情谊，他的越语说得流畅自然，连友谊办公室的同志也都交口称赞。……”我把乔文亚的优长之处淋漓尽致地列数了一遍，而后转向了阿妈，“阿娟在我眼里是个完美的姑娘，聪慧、美丽、热情、善良。中国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她和乔文亚相爱，不正是有缘分吗？……”
“可是，这是不允许的！”
“是的，问题是中间有一条天河，在主观上，他们并没有错，在客观上，他们还无法渡过这条银河。我们今天不是责备他们的爱情，而是想法帮助他们渡过银河！”
“帮助？怎么能帮助呢？”黎东辉盯视着我，声调里依然含着悲怆，“乔文亚已经被押送回国了！”
“押走了又算得了什么？好事多磨罢了！”我装作不太看重这件事情，“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年不也是被家人送上炮火连天的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乔文亚回国未必就比上战场更令人担忧吧？”
“这有所不同。”黎东辉的口吻里虽有抗辩的味道，心情显然已经开朗多了，“毕竟是两个国家。”
“我相信机缘，国界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以向世俗挑战的口吻说，“就说中越两国的边民，互相联姻的多得不胜枚举，当然还可以追溯到黑旗军和马留人。……也许乔文亚和阿娟一时不能如愿，那是客观的障碍所致，并不是他们两人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错误。……”
即使我不点明，黎东辉全家也会感到他们的家族也是中越两国国民联姻的结果，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这时，我听见黎文英咳嗽了一声，拄着单拐走了进来，我站起来迎住他，他借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黎同志，你说的对，一件事就分怎么看，为这事我还打了妹妹，这真是让我后悔莫及了！”
他说完后坐在竹床上，点上了一支烟。
我也非常清楚，这些带有强词夺理的论点，只是端正了一些认识问题，这当然很重要，因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端正认识、端正态度、端正立场，几乎是贯彻每次任务的首要问题。可是，关于乔文亚和阿娟的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阿娟的孩子怎样抚养？算不算私生子？在公开孩子的父亲是谁之后，社会世俗会不会容忍？阿娟是在无望地等待还是改嫁他人？改嫁他人后孩子将怎样处理？
至于乔文亚信中的许多安排，纯粹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我怀疑他能不能信守诺言，因为环境改变之后，思想也会变。那种从一而终、枉自眷恋、殉节痴情，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一方在死守一方却变了心，怎么办？他们很可能从此分手，天各一方，自然各奔东西，各找新的恋人，这就苦了有孩子拖累的阿娟。……对于人间悲剧，就是上帝也无法使他们避免。
这些难题老是在我脑海里反来复去。关键还是在于阿娟如何挺住。在我来看，人生经历，不过就是一种自我感觉的流程，这里面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