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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求情谈判进行得与去年时一样激烈和艰苦。利曼和弗鲁曼鲍姆与卡洛尔和法德拉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不得不又叫来一个律师史蒂夫·考夫曼专门处理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关系。谈判在１９８９年秋到１９９０年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即使在米尔肯神话破灭时僵局也没有打破。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检察官办事处同意不检控洛厄尔，尽管有无数证据证明他有罪。检察官办事处还同意，检察官们对米尔肯的审问（即他的“合作”）在他被判刑之后再开始。放弃对洛厄尔的起诉对检察官们来说是个最困难的决定。洛厄尔不啻是米尔肯的左膀右臂，忠实地执行米尔肯的各项计划，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合作，如果被告仍想对抗，合作就没有意义，而从种种迹象看，米尔肯还要对抗。但检察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态度，他们同意，即使米尔肯在合作阶段说谎，他的认罪求情协议仍然有效。布斯基和西格尔的认罪协议就没有这样的“优待”，根据要求，如果他们说谎，他们的认罪协议就予以撤消，这就自然使得他们的口供比米尔肯的更有可信性。
检察官们的这些妥协换取了对方一个重要让步：米尔肯要公开承认他的所作所为是错误 的。这个让步对检察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不能让米尔肯宣称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卡洛尔和法德拉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六项重罪，６亿美元罚金，不检控洛厄尔，宣判后再合作。他们要求米尔肯在４月２０日（星期五）下午３点前做出回复，这是最后期限。４月１９日晚，莱勒尔和罗宾逊神情严肃地到密室商谈，这时罗宾逊公关公司的员工们知道要有变故发生。桑德勒对要米尔肯接受认罪协议难以承受，他从来不认为米尔肯有罪。
最后期限那一天的情景是去年时的可怕回放。卡洛尔和法德拉期望达成协议，但他们知道不能想当然。最后期限的时间接近时，他们还没有得到回音。
米尔肯又是在家里与妻子洛丽一起密谈。他们从上午很早开始一直在商谈，没有打电话。洛丽劝他坚称自己无辜。他的弟弟洛厄尔让他不要为了洛厄尔而去认罪。他的母亲也让他不要屈服。
利曼、弗鲁曼鲍姆、利特、桑德勒和米尔肯的其他律师齐聚到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利曼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等米尔肯的电话。在这些律师中，只有利特极力建议米尔肯认罪。不过
，他们许多人都私下认为米尔肯难以支撑住审判的压力。近来，米尔肯被驱离交易台后，整个人一蹶不振。
下午３点前，卡洛尔和法德拉来到科恩的办公室，坐在四年多前利文被搜身的那个桌子对面，与科恩一起等米尔肯律师的电话。身心俱疲的他们开始盘算起召集大陪审团就对米尔肯的新起诉进行表决的事来。
终于，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响了。利曼拿起他办公室的电话，其他律师们接听分机。米尔肯做出了决定。“我接受协议。”他说，语调平淡。
利曼给圣安德鲁斯广场打电话。科恩按下免提键，让卡洛尔和法德拉也能听见。“他要认罪。”利曼开始道。检察官们几乎不用再听后面的内容了。这件事结束了。卡洛尔和法德拉跳了起来，并拥抱庆祝，他们很少以这种方式表达兴奋之情。
下个星期二，即４月２４日，曼哈顿联邦法院的大审判室里拥满了人，法院大楼周围更是人山人海，电视摄影记者和旁观者挤站在大楼前门宽阔的台阶上。米尔肯坐着一辆黑色豪华轿车来了。这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从后门出现，而是从正门的台阶进入法庭。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阻挡人群往前靠。米尔肯面色苍白，眼窝很深，似乎瘦了不少。
法庭里好像是重逢者聚会一样。里面挤满了米尔肯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家属和唐纳德·恩杰尔。恩杰尔还召集来了以前的同事和客户，给米尔肯助阵。政府律师来了很多，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在此案上奋战。记者来的更多，他们甚至挤站到陪审团席上。许多记者互相熟识，因为他们报道这起华尔街丑闻案已有四年了。
法官金巴·伍德对米尔肯说，如果他雇不起律师法庭可以给他指定一个。这时有人吃吃地笑起来。接着，法庭气氛变得严肃起来，米尔肯开始宣读认罪书，详细供认六项重罪：与布斯基一起进行违法活动；帮助和教唆在费斯克拜奇公司交易中提交虚假报告；帮助和教唆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隐瞒ＭＣＡ股票的所有权，实施证券欺诈；欺骗芬斯伯里基金会的投资者；帮助大卫·所罗门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实施逃税计划。
尽管如此，米尔肯仍极力维持他曾努力塑造的公共形象。他辩称：“我的认罪不是对我们专业从事的垃圾债券市场的否定。这个市场本身是健康和公正的，它提供的资金使许许多多的公司得以生存、发展和繁荣。”
在认罪书结尾，米尔肯说：“我认识到，我的行为伤害了那些和我最亲密的人。”接着，他一时语塞了。“我真地对不起……”他哽咽起来，身上开始向前倒去。利曼和弗鲁曼鲍姆赶紧走过去扶住他。米尔肯低下头，双手掩面而泣。在法庭高高的、装有镶板的屋顶下，他突然看着是那么脆弱。
米尔肯认罪了。为这个结果进行了无数辛苦努力的政府律师们没有记者追逐采访，没有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那天晚上，他们在西１８街的哈维斯切尔西餐馆（Ｈａｒｖｅｙ＇ｓ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聚会，举行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庆祝活动。这个餐馆是一家老式餐馆，价格低廉。参加聚会的律师们有些其实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卡伯里、林奇和贝尔德都来了，与卡洛尔、法德拉、斯特克、科恩和卡图西耶罗等人欢聚一堂。吉尤利安尼和罗曼诺没有来。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的聚会。
米尔肯公关班子的攻击使政府律师们凝结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同志情谊。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和证交会人员士气高昂，有两种信念在鼓舞着他们：政府的事业是正义的，政府必胜。在
米尔肯一案中，这两种信念受到过猛烈攻击。不可避免地，政府律师们有时对这些信念产生过怀疑。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只有互相支持。
账单递过来时，现在从事私人执业的律师们把账付了。尽管他们的共同努力为美国国库增加了１０多亿美元的罚金，纳税人们却不能为他们的一顿庆祝晚餐付账，即便是一顿廉价的晚餐。
米尔肯的突然投降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约翰·穆赫伦的身上吸引了过去，但穆赫伦的压力并没有减小。穆赫伦成了最后一个仍待审理的主要目标。他再次断然拒绝了要他承认一项重罪的提议。５月，对穆赫伦的审理开始了，布斯基前来作证。穆赫伦的罪名涉及股票寄存、税务欺诈、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和操纵股价等。
５月２２日，布斯基来到法庭作证。他身穿黑色西服和白衬衫，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这是布斯基第一次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自从在１９８６年认罪以来，他一直准备着担当证人的角色。他在作证中表现很差，显得拘谨、窘迫，说话躲躲闪闪。他的记忆力也变得不好了，他第一次被检察官问讯时记得清清楚楚的事情现在都记不得了。让他去服刑后，检察官们难以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具有影响力。（布斯基在服刑１８个月后，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被从隆波克监狱放出来，转到布鲁克林一个过渡教习所，四个月后从那里被释放。）普西欧本来可以根据布斯基现在的证词与他以前向检察官交待的证词之间的偏差来诘问他，从而很容易地质疑布斯基的可信性，但是，在几乎每项证据上，他以前的证词都对穆赫伦更不利。
在法庭上，布斯基不敢看穆赫伦。穆赫伦穿着牛仔裤和堪称他标志的马球衬衫。布斯基说，他曾经认为自己是穆赫伦的“亲密朋友”。这使人们不由推测，布斯基除了不做假证，仍在尽力保护穆赫伦。如果是这样，这种做法并没有给穆赫伦留下什么印象。
一次庭审休息时，穆赫伦对一个记者说：“当你听到我的证词时，你就会认识到他并不是一个朋友。”
普西欧急切等待的盘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