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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最后于下午５点一刻举行。罗曼诺在会上宣布，米尔肯被控九十八项罪名，包括ＲＩＣＯ指控。他指出，对米尔肯的罚金数是政府对个人被告课罚最多的。
正如自己所同意的，米尔肯开始告假，并发布了一个声明。声明说：“在美国，起诉标志着诉讼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关此案的消息风传和事实曲解日久，旋而两年又半，现在我急切希望在一个公开而公正的场所将所有真正的事实告之于众。我对指控将坚决否认，并奋力抗辩。我坚信事实最终将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
两个星期后，米尔肯来到曼哈顿美国联邦法院接受提审。他到法庭时，离他的提审还有三个小时。他在法庭上不接受控罪。这是他第一次与主审他的案子的法官金巴·伍德见面。伍德最近被里根任命为联邦法官，她梳着一头飘逸的黑发，态度温和，头脑敏捷。从她的办案记录中看不出她将如何审理一桩证券欺诈大案。
米尔肯有些晒黑了，他看上去挺放松。米尔肯站在伍德法官面前，利曼和弗鲁曼鲍姆站在另一边。米尔肯的妻子洛丽和桑德勒坐在旁听席第一排，就在米尔肯身后。法庭里挤满了人，主要是记者。
“你今天身体感到如何？”伍德法官问。
“很好，法官阁下。”米尔肯回答。
“你接受医生或精神病专家检查了吗？”
“没有，法官阁下。”他回答。
的确，他的律师认为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是几个星期来最好的。起诉的到来反而让他有些释然，特别是因为这个起诉主要是以布斯基的证词为基础的。米尔肯再次相信他会赢得这场审判。
“你想如何答辩？”伍德法官问。
“不服罪，法官阁下。”米尔肯坚定地回答。
米尔肯现在落得了布斯基以前的恶名。当他离开法庭，匆匆走向汽车时，成群的旁观者和电视台记者向他围过来，但被许多戴着头盔的纽约市警察阻挡住。许多米尔肯的支持者穿着Ｔ恤衫，戴着棒球帽，上面印着：迈克·米尔肯：我们相信你。米尔肯的主要客户们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上刊出整版广告，上面重复着一句话：“我们相信你。”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被控重罪犯的支持还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米尔肯的公关宣传走得离事实更远了。米尔肯被起诉后，又有一些对米尔肯不利的证人与政府达成了认罪协议。大卫·所罗门与政府的合作对米尔肯来说可能是最致命的，他向政府和盘托出了他与米尔肯之间的非法交易，包括借助芬斯伯里基金会和麦克弗森合伙公司所进行的违法活动，同时还供出了其他罪行。参与过米尔肯与布斯基之间违法交易活动的德莱克赛尔
贝弗利山分部另一位员工里德·哈门也向政府作证，并获得了豁免。米尔肯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之间的非法交易活动（包括非法逃税）现正处于深入调查中。
１９８９年３月，政府开始以伪证罪庭审莉萨·琼斯，这是利文和布斯基作证中引发出来的第一起庭审案。琼斯的律师布赖恩·奥尼尔没有什么能够辩护的，只是恳求陪审团同情这个曾经自强不息的姑娘。琼斯站在被告席上，哭泣着对陪审团说：“我当时在大陪审团面前很害怕。我认为我回答得不准确是因为我记不起来了。”陪审团只用了四个小时就裁定了琼斯的所有罪
名：五项伪证罪和两项妨碍司法罪。法庭宣布裁决时琼斯不住地抽噎。罗曼诺补充说，琼斯案表明政府对待伪证指控是“非常认真”的。这话显然是说给其他潜在证人听的。
接着，一个更重要的审判就要进行了，即对里根及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案中其他被告的审判。米尔肯的律师团经常说，他们认为陪审团弄不明白这种复杂的金融案。审判于６月份开始，持续了五个星期，质证工作常常乏味而复杂。陪审团听了检察官办事处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总部起获的许多录音带。威廉·黑尔（即被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解雇的
那个员工）在法庭上作了证。更重要的是，弗雷德·约瑟夫也作了证。作为一位政府证人，约瑟夫解释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自己制定的关于禁止交易公司客户证券的规则。
陪审团合议的时间不足两天，对于一个涉及六十四项重罪的复杂案子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被告们认为这预示着他们将被判无罪，特别是詹姆斯·里根，他一直认为无论是什么陪审团都不会裁判他有罪，这种想法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正如卡图西耶罗在结束庭辩时所说的，这些被告“狂妄自大，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非常复杂、非常精巧，无人能洞其玄机”。
７月３１日，当陪审员们合议完排着队回到法庭时，被告之一扎泽基（就在录音带上出现频率很高的那个人）咧嘴笑起来，并向旁听者伸出大拇指。但是，当陪审团主席宣布裁决时，气氛突然变了。裁定结果是：六十四项罪名中六十三项成立。许多被告者的妻子哭了起来。
罗宾逊公关公司的人员对裁决感到失望。特别是肯尼思·莱勒尔，他似乎被这个裁判结果惊得难以承受。不少人曾言之凿凿地预测陪审团将做出无罪裁判，甚至预测称这是一场无效审判，莱勒尔是这些人中叫得最响的。
然而，对检察官们来说，这个具有重要作用的裁决并没有紧接着给他们带来所希望的突破。尽管增加了新的压力，纽伯格和里根还是拒绝认罪。这两个被告很可能能够向政府提供关于米尔肯和弗里曼的有价值材料。
由于里根仍在顽抗，弗里曼案的几乎每条调查途径都被封死了，负责此案的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进展甚微。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内滴水不漏，没有人“倒戈”，这部分地反映了一种组织文化，即把公司的利益置于其单个合伙人的利益之上，这种组织文化已延续了好几代。检察官们根据《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追查比阿特丽斯收购案这条线索，传讯巴尼·拉斯克尔，讯问他给弗里曼打电话一事。拉斯克尔声称他记不得此事。为了打破弗里曼案的僵局，检察官们几乎到了病笃乱投医的地步，他们竟然提出给塔伯尔豁免，以换取他提供可以进一步证明弗里曼
有罪的证词。但塔伯尔拒绝了，他意识到政府正在调查中一筹莫展。威格顿几乎被遗忘了。
西格尔呆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家里，希望自己的案子赶紧宣判，他等得越来越着急。弗里曼、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联合雇了一个名叫朱尔斯·克罗尔合伙公司的私人侦探公司跟踪西格尔。该公司安排调查员对西格尔的一切行踪进行秘密监视。有一次，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为当地孩子组织一个电脑营活动，这项活动是由公众捐资
举行的。一天，西格尔在捐款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叫“菲尔·思潘斯”，是美联社的自由撰稿人。他对西格尔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伊凡·布斯基与马丁·西格尔关系”的文章，问西格尔有没有兴趣“秘密”接受采访。当“菲尔”拒绝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情况或留电话号码时，西格尔把电话挂了。那个人也没有给西格尔组织的这个活动捐款。
西格尔和拉考夫向卡图西耶罗投诉这件事。卡图西耶罗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美联社没有叫菲尔·思潘斯的自由撰稿人，那个打电话者其实是朱尔斯·克罗尔私人侦探公司的侦探。这个自称“菲尔”的人也给西格尔在康涅狄格居住时的所有邻居打过电话。当西格尔拜访纽约的一个朋友时，“菲尔”还给西格尔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说道：“我知道你在替马丁·西格尔藏
钱。我知道这事。”后来，一个人来到西格尔的这位朋友家，亮出证件，称自己是纽约警察局侦查员。这位朋友让那个人进了屋，那人进屋后四处查看。过后，西格尔的这位朋友给警察局打电话，得知那里没有这个侦查员。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从那个人的证件牌追查出他是朱尔斯·克罗尔公司的私人侦探。
检察官们大为恼火，威胁要指控朱尔斯·克罗尔私人侦探公司妨碍司法和骚扰政府证人。朱尔斯·克罗尔侦探公司同意罢手。然后，该公司的侦探又开始以其他方式展开行动。他们与和西格尔的孩子合伙用车者的家长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