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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号必须传递出去。”拉斯克尔法官在总结讲话中说，显然对他所了解的华尔街上非法活动的规模很不安，“那就是，入狱对白领被告并不是不可能的，法庭若偏袒这种被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为维护金融市场的公正——不仅是实际公正，而且是表面上的公正，任何犯罪行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任何犯罪者都不能逍遥法外，布斯基的下场就是一个明证。”
布斯基离开法院时，为躲避记者，从后门走。但是，当他走到人行道时，守候的记者便一涌而上。他们拿着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和摄影机，站到路边的汽车顶上，对着他拍个不停。第二天的报纸上到处都是布斯基的特写照片，照片上的他满脸惊恐地钻进了一辆轿车。
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８日是一个星期四，这天又阴又冷，新泽西北部彤云密布，一场大雪可能即将来临。约翰·穆赫伦从他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里走出来，他的情绪像天气一样坏。他把一个运动包放到汽车后座上，包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ａ２３３口径的以色列造加利尔（Ｇａｌｉｌ）牌来复枪和一套迷彩服，这把枪是他两星期前买的。他还有一箱子弹，共３００发。另外，他的车里已经有一把９毫米的麦格纳姆（Ｍａｇｎｕｍ）牌半自动手枪（６．３５７口径）和一把１２口径的猎枪。这下子，他的汽车简直成了一个武器库。
政府调查给穆赫伦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的情绪非常低沉。昨晚他一夜没睡，坐在那里看电视上连续播放的电影，电影的名字他没有记住。他已经停止服用那种名叫锂（ｌｉｔｈｉｕｍ）的药。昨天，他的律师告诉他说他会被起诉。更让他沮丧的是，律师还对他说他应该认罪。
穆赫伦坐到驾驶座上，启动了车子，把车倒出来，然后顺着长长的、弯曲的车道驶往北 区大街。他要去杀一个人，这个人造成了他的痛苦，这个人还一度被他认为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个人就是——伊凡·布斯基。然后，“猎头行动”（他后来对此事的称谓）就会结束。
或许暴力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这起丑闻涉及的都是白领。许多人为了些许小事杀人和被杀。西格尔曾害怕布斯基杀他，布斯基害怕米尔肯杀他，而现在，穆赫伦真地要去杀布斯基了。
自从布斯基的认罪协议打碎了穆赫伦对人性的看法以来，穆赫伦的心理状态几乎越来越差。得知布斯基——一个他仍然视为朋友的人——可能要把他牵涉出来（穆赫伦称此为“出卖”他）之后，他的情绪更坏了。
去年１月，穆赫伦收到一个与布斯基有关的传票，上面清楚地列出被指控的股票寄存活动，第一个是关于尤纳考股票的，穆赫伦在１９８５年替布斯基做过这只股票的寄存。穆赫伦的反应是：“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这是替布斯基帮忙，谁会在乎他为别人帮几个忙呢？当然这不是犯罪。
穆赫伦不认为布斯基或戴维多夫会说他的坏话，但他听说穆拉迪安正在与政府合作。传票上突出地提到穆赫伦向布斯基支付被寄存股票的盈利时所用的发票。穆赫伦猜测这些东西可能是穆拉迪安向政府讲的。
１９８７年２月，穆赫伦又收到一个传票，上面问及海湾和西部公司股票被操纵一事，此事与布斯基和伊卡恩联手威胁该公司有关。穆赫伦对这件事也不感到担心。当他的律师肯尼思·比尔金拒绝让他作证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一种对持异议者的迫害。”比尔金提醒他说，同时坚持要他聘请一位刑事律师，并向他推荐了奥托·奥伯梅耶尔。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像穆赫伦本人那样若无其事。他的一些投资人感到担心，问他关于他们可能有什么“风险”的烦人问题。律师们不断来找他，而穆赫伦对律师不是很喜欢。但是，那年就要过去了，而政府在调查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在业务上，那年１０月以前穆赫伦一直非常顺利，堪称丰收。布斯基离开套利界增加了穆赫伦的盈利机会，因为竞争少了。１９８７年前九个月，穆赫伦的账面盈利为１．２亿美元。他的业务比布斯基向他提供消息时做得还好。
接着，１０月１９日的股市暴跌来了。像其他套利人一样，穆赫伦受到了重创，损失了８０００万美元。与他的许多同事不同的是，他好像对这种动荡和恐慌感到激动。当股市猛跌时，他在交易厅里欢呼雀跃，大笑着叫道：“我们要把一切都补回来！”他高兴的是，这种变故可以给他新的挑战，并给他提供新的机会，使他可以挣更多的钱和战胜更多的竞争对手。穆赫伦爱激动，但即使对于习惯于他这个特点的人，他在此事上的这种反应也似乎不够合适，毕竟损失了８０００万美元。然而，穆赫伦言行一致，他以新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正当对手们纷纷撤退时，他却大胆进攻，把剩下的资金再投入股市。那一年结束时，他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１８％，这种盈利是引人注目的。
１２月份，他的业务恢复得很顺利。但即使在这个期间，穆赫伦仍然表现怪异。其间一个星期六晚上，穆赫伦与他的朋友布鲁斯·斯普林斯迪恩一起吃饭。斯普林斯迪恩刚刚录制完成一个新唱片，为配合新唱片的发行，他计划举行巡回演唱会，为此兴奋地和穆赫伦商量。然后，穆赫伦提到他在《时代》杂志封面上看到了巴拿马大力士曼纽尔·诺里埃格的照片，并说诺里埃格是“美国压迫的受害者”。斯普林斯迪恩不明白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接着，穆赫伦说起犹他州的辛格案，在该案中，州警察包围了摩门教堂爆炸事件中一个嫌疑人的家。穆赫伦说：“这个州压迫人。”斯普林斯迪恩没有理会这些煽动性的话。
不久，穆赫伦出门开始携带一把装了子弹的手枪，无论去哪儿都带着。他现在断定，警察与政府检察官穿的是连裆裤，企图借布斯基丑闻诱捕他。他感到自己应该武装起来，以免警察杀他。穆赫伦认为所有警察都企图杀他，这种思想非常强烈，以至于他每当看到有警察走来，就赶紧跑到街的另一边去。
１２月的一个星期五，穆赫伦没有在办公室出现。同事们了解得知，他按时离家乘直升机来上班了，在曼哈顿南部的巴特利公园停机坪降落，然后不知去了哪里。
那天，穆赫伦穿着他通常所穿的卡其布裤子和Ｔ恤衫，没有穿外套，从曼哈顿南端的巴特利公园步行到北端的哈莱姆和华盛顿高地。穆赫伦自己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事以前没有发生过。他已经停止定期服用那种叫锂的药，因为这种药对身体有副作用。他感到有自杀倾向。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四年一个周期的躁狂抑郁症又开始搅扰他了。
然而，穆赫伦似乎从反常行为中恢复过来了。然后，１９８８年１月，有消息说戴维多夫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承认一项重罪。现在，穆赫伦必须面对一种可能性，即戴维多夫可能牵连他。他从他的律师那儿得知，戴维多夫是布斯基供出来的，这意味着布斯基可能也会把他供出来。更糟的是，戴维多夫所承认的那项罪名是通过股票寄存交易脱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而这项寄存交易正是穆赫伦继续坚持认为不能称为犯罪的指控。
穆赫伦再次陷入了失望，忧闷地沉思他以前的这些朋友对他的这种严重背叛。他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做。事实上，他在接受讯问时承受住牵连朋友、以前的同事（他在斯比尔·利兹和凯洛格公司工作时的）和贝尔兹伯格兄弟的压力，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２月１５日，星期一，穆赫伦心情非常郁闷，以至于连班都不上了。第二天，他的情绪转向另一个极端——非常兴奋，极其活跃。上午他去看牙医，然后兴高采烈地去办公室。他对同事们说，大家一直很辛苦，应该放松一下。他租了五架下星期一用的直升机，然后对同事们说，下星期一股市一闭市，就带他们飞往大西洋城赌博和狂欢，他们可以尽情玩乐，第二天上午开市前飞回来上班。一切费用由穆赫伦出。即使按照穆赫伦的标准，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慷慨。
２月１７日，星期三，穆赫伦的情绪又低沉了。他尖叫着向牙医报怨他的牙疼，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