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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