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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