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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们已在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道根想和一位货真价实的律师，而不是和准律师面谈。
这是我对这家医院进行的一次半合法的访问，是我生平第一次。我们找到道根时，他独自一人，腿断了一只，肋骨断了几根，一只手腕也已断裂，脸上更是累累伤口，又青又肿。他很年轻，20来岁，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我像一个真正律师那样大包大揽，给他提供屡试不爽的回避保险公司的办法，叫他对谁都不要吭声。这完全是我们和对方之间的纠葛，而我的事务所处理的车祸比城里哪家都要多。戴克在一旁边听边笑。他把我调教得真灵！
道根签署了一份合同和一份使我们能得到他的病历记录的特许证。他疼痛难忍，我们不便久待。反正他的名字已经签在合同上。我们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
到了中午，戴克已经把事故报告搞到手，而且已经和闯祸的小青年的父亲谈过话。他们是在斯泰发明保险公司投的保。那个做父亲的考虑不周，居然主动告诉戴克，保单的赔偿限额他想是25000美元。他和儿子对这么低的数额，实在感到抱歉。没有问题，戴克说；发生了这件车祸，他真是谢天谢地。
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8000美元挂零。我们在皮博迪一家叫做杜克斯的高档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我喝了葡萄酒，戴克吃了甜点。这是我们事务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筹划如何使用这笔钱，化了足足3小时。
就在我于克利夫兰度过星期一的那周的星期四，下午5点半，我们又坐到了基普勒的法庭里。法官大人挑中这个时间，是为了让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在法庭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之后，能够匆匆赶来，再接受一顿训斥。他的出场使被告律师团满员，5位大将全都到场，而且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谁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糟的结果。作为大利公司专职律师之一的杰克·昂德霍尔，今天也在场，其余几位雇员都宁愿留在克利夫兰。但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关于档案的事，我曾经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法官大人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开始训斥。他5分钟前刚叫我们大家在位置上坐定，而现在德拉蒙德却已开始流血。“我想我说得十分具体，甚至还用书面命令的形式发布，这你是全知道的。可是，结果如何呢？”
这或许不是德拉蒙德的过错。他的委托人在跟他玩把戏，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怀疑：他自己已经狠狠地训斥过克利夫兰的那些家伙。列奥·德拉蒙德是个极其自负的人，对羞辱无法忍受。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他正在联邦法院为一件涉及巨额财富的案子辩护，每个晚上或许只睡3小时，心里压着千钧重担，而现在他却匆匆赶到这里，为刚愎自用的当事人令人怀疑的行为辩护。
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
“我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说，大人。”他说。我相信他的真诚。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得知这3位证人已不再为你的当事人工作了？”
“星期六下午。”
“你是否曾试图通知原告律师？”
“试过。但我无法找到他。我们甚至给航空公司打过电话，企图查出他的行踪。可是运气不佳。”
应该给灰狗公司打电话嘛！
我还没开过口。基普勒摇着头露出厌恶的神情，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坐下，德拉蒙德先生。”他说。
“计划是这样，先生们，”法官大人说。“下周一起一周以后，我们将集中在此取证。下列人员将代表被告出席：理查德·佩洛特，高级理赔监理；埃夫雷特·洛夫金，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布雷福德·巴恩斯，经营部副总裁；以及M．威尔福·基利，公司总裁。”基普勒事前曾经叫我开过一张我要找的证人名单。
过道另一侧的几位仁兄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几乎可以感到有一架抽气机在抽着屋子里的空气，灌进他们的肺。
“不准寻找任何借口，不准有任何延宕，不准申请延期。他们来此的旅费，当然由他们自理，他们在录取证词期间必须随时听从原告方面的支配；在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开孟菲斯。取证的全部费用，包括录像和打字，全部由大利公司负担。取证时间暂定3天。
“其次，所有文件的复本，必须交给原告，最迟不得晚于下周三，也就是取证5天之前。文件必须打印清楚，按时间顺序排列。若不如此，将受到严厉惩处。
“最后，说到惩处，我在此命令被告大利公司，为贝勒先生支付往返克利夫兰的旅费。他劳而无功，过在被告，这是大利公司为此交纳的罚款。贝勒先生，去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多少钱？”
“700美元。”我实事求是地答道。
“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普通舱。”
“德拉蒙德先生，你们派了4个人去克利夫兰。坐的是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德拉蒙德瞟了一下T．皮尔斯；皮尔斯像偷了东西被当场逮住的孩子一样缩成一团。“头等。”
“不出我所料。头等舱机票是多少钱一张？”
“1300美元。”
“食宿你花费多少，贝勒先生？”
实际上，不足40美元。但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如果说出这个数字，那将过于难堪。当时要是住一套豪华套间，那才美呢。“60美元左右。”我稍微多报了一点，但又不过分贪心。我敢肯定，他们住的房间每晚要150美元。
基普勒用夸张的动作将这一一记下，计算器在脑子里咔嗒咔嗒地运转。“你途中化了多少时间？每趟两小时？”
“差不多。”我说。
“每小时200美元，那就是800美元。还有别的开销吗？”
“付给法院书记官250美元。”
他记下了这笔费用，把总数加了加，又复核了一遍，然后开口道：“我命令被告付给贝勒先生总计2410美元，作为交纳的罚款。必须在5天之内付清。如果贝勒先生5天内收不到这笔钱，金额将每天自动翻一番，直到他收到支票为止。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
我不禁满面春风。
德拉蒙德慢慢站起来，微微弯着腰，向前伸出一双手。“我反对。”他说。他怒火中烧，但却尽量克制。
“将反对列入记录。你的当事人有5天时间。”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贝勒先生乘了头等舱嘛。”
对任何事都要反对一通，是被告辩护律师的特点。吹毛求疵是他的天性。但这笔钱对大利公司只是小菜一碟；德拉蒙德应该意识到，在这事上纠缠，他将毫无所获。
“来回一趟克利夫兰，显然要化1300美元，德拉蒙德先生。我命令你的当事人付的就是这个数。”
“贝勒先生并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呀。”他回答说。
“你是不是说他的时间就不值钱？”
“不。”
他想说的是，我只不过是个稚嫩的街头律师，我的时间根本没有他或者他的同伙那样珍贵。
“那你就得按每小时200美元付给他。算你运气好，我刚才还想让你照价赔偿他在克利夫兰浪费掉的时间呢？”
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德拉蒙德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台上的基普勒，眼睛还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着他。担任法官没有几个月，他讨厌大公司的名声，这点已经传遍四方。在审理别的案件时，他也是动辄惩罚大公司，这在法律界已经引起纷纷议论。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
“还有问题吗？”他朝他们低声喝问道。
“没有了，大人。”我大声说，不过是想让大家明白我还在场。
过道那侧的阴谋家们一齐摇头，接着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书档案，转身出了法庭。
晚餐时，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咸肉三明治，夕阳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后院树梢的后面。巴迪坐在破烂的福特车上，不肯出来吃饭。她告诉我说，他现在呆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全是因为唐尼·雷。眼看着儿子即将离开人世，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在车上喝问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儿子身边坐上几分钟，出来时总是泪流满面，然后就整天单独呆在车上，避开所有的人。
再说，平时家里有客人，他一般也不愿进屋。我对此并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们谈着这桩官司。谈着大利公司的所作所为，谈着狄龙·基普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