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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00块，一年高达10万之巨。二是他用尤吉酒家来掩护他那个小小的腐朽王国，通过它洗钱，并且使它显出一种经营不善营业亏损的模样，以便逃避税收。他在地下室里有个办公室，他就在那个没有窗户十分安全的房间里会见他那一帮狐朋狗友。
对这一切我才不管呢。他对我一直不错。我每小时挣5块，一周打工20小时左右。由于顾客全是学生，因而小费不多。考试期间，我可以调班。每天起码有5个学生来找工作。所以能有这份工作，我已经觉得运气不错了。
再说，不管尤吉酒家可能还搞其他什么花样，它却是一个学生常光顾的地方。一年以前，普林斯按照孟菲斯州大校旗的颜色，把它粉刷成蓝灰相间，焕然一新。墙上挂满了球队的锦旗和镶着镜框的体育明星的照片。虎将劲敌的照片比比皆是。它离校园又很近，因而总是挤满了大学生，他们在这儿谈笑调情，一坐就是几小时。
今儿晚上普林斯正在看一场球赛。棒球赛季刚开始不久，但他已经确信布雷弗斯队肯定能进入秋季决赛。只要有球类比赛，他都愿与人打赌，但他最喜欢的却是布雷弗斯队。他们与谁比赛，在哪里比赛，谁投球，谁受了伤，这一切对普林斯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反正都是把宝押在布雷弗斯队上。
我今夜在酒吧当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时刻注意把他杯中的朗姆酒和开胃水斟满。当戴夫·贾斯蒂斯漂亮地打出了本垒打时，他高兴得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从一个学生手上接过了几张钞票。他们赌的是谁将首先打出本垒打，是戴夫·贾斯蒂斯还是巴里·邦兹？我曾见过他用比这更荒唐的题目打赌：在第三局中，投给第二击球手的第一个球是坏球还是好球？
我今天晚上幸好无需在大堂里侍候客人。头仍在痛，我得尽量少走动。而且我可以从冰柜里取出啤酒，偶尔喝它几口。普林斯并不在乎他的侍者间或拐点儿酒。
我将来会怀念这个工作的。或许会的吧？
前面一个火车座里坐的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都是我的同窗，三年级学生，而且可能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你还是个低年级的学生时，当个酒吧侍者或者跑堂并无伤大雅，而且在尤吉打工实际上还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毕业，那时候这种可取之处就会突然消失，我的处境将比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还要糟糕。我将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统计数字，又一个在律师行业的筛选中被淘汰的法学院毕业生。
7
我根据何种标准把奥布里·H．朗法律事务所作为首选的进攻目标，老实说，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想，这与它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多少有点关系。那张广告颇为气派，蛮能吸引人，上面有一张颗粒清晰的朗先生的黑白照。律师如今已变得和按摩师一样下贱，喜欢把自己的尊容到处张贴了。和出现在律师栏里的大多数怪模怪样的面部照片相比，他看起来像个诚实的人，年纪大约40岁，脸上的笑容也颇为动人。他的事务所有4位律师，精通车祸引起的法律诉讼，在人身损害保险索赔等等案件中全方位地伸张正义，为争取委托人的利益全力以赴，而且不打赢官司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管他妈的，我总得从某一家事务所开始嘛。我按照地址在闹市区一幢小小的十分难看的方形砖房里找到这家事务所。砖房隔壁是一个免费停车场，这在黄页广告上曾特别标明。我推开门，随即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在铺得乱七八糟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又矮又壮的女人。她紧皱着眉头用近于嘲讽的口气招呼我。我妨碍她打字啦。
“有何贵干？”她问，肥胖的手指稍稍离开打字机键盘。
妈的，真叫人难堪！我强使自己挤出了一丝笑容。“嗯，我不知道能否见一见朗先生？”
“他在联邦法院出庭呢，”她回答说，两个指头已经在键盘上敲下去，打出了一个短短的词。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法院，而是联邦法院啊！能在联邦法院出庭的都是律师界的佼佼者，所以像奥布里·朗这样微不足道的律师，一旦有机会在联邦法院出庭为人辩护，自然巴不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的秘书当然也会奉命宣传。
“有何贵干？”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事先已打定主意，毫无保留地坦白行事。欺骗和狡诈可以骗人一时，却不能骗人一世。“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不久就要毕业。所以我想，嗯，我想找份工作。”
她毫不掩饰地露出了讥讽的神情，手指离开了键盘，转过椅子面对着我，微微摇着头。“我们不雇人。”她用一种心满意足的口气说，那样子就像个炼油厂的工头。
“明白了。不过，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份简历和一封给朗先生的信？”
她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忙不迭地朝桌上一丢，仿佛这几张纸都是被尿浸透了似的。“我把你的和别人的放在一起。”
我勉强咯咯一笑，咧着嘴巴说：“我们有很多人来过，啊？”
“大约一天一个吧。”
“哦。对不起，打扰啦。”
“没问题。”她咕噜道。话未说完，手已回到打字机上，开始使劲敲打。我转身走出了这家事务所。
我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份简历和许多封信。我把整个周末都用于准备文件，筹划进攻的对象。现在的我有满脑子办法，但却缺少乐观。我打算干一个月，每天进攻两三家小事务所，每周五天，一天也不停，一直干到毕业为止，然后，然后会怎么样，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好在布克已经说通了马尔文·香克尔帮我在司法机关找工作，而且马德琳·史金纳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和某个人通话，要求他聘用我呢。
也许会有点儿结果的。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个三人事务所，与第一个目标只隔两个街区。这是我精打细算的成果，这样我就可以在受到一处拒绝之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接受第二次拒绝。时间就不会白白浪费。
据电话簿黄页律师栏介绍，纽利·罗斯与佩里事务所从事的是一般法律业务，三个合伙人都是40岁出头的年纪，事务所里既无别的律师，也没有律师帮办。他们似乎承接许多房地产方面的案子，这让我受不了，不过现在可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事务所在一座现代化的混凝土大楼的三楼，电梯很慢，而且闷热。
接待室舒适得令人惊讶，人造硬木地板上铺着一条东方地毯。玻璃咖啡桌上散放着几本《人物》和《我们》杂志。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说：“早上好。我能为你效劳吗？”
“是的。我想见纽利先生。”
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瞧了一眼她那张整洁的写字台上放着的一本厚厚的约会簿。“你和他约好了吗？”她问。其实她已非常明白我并非有约。
“没有。”
“明白了。纽利先生现在正忙着呢。”
我去年夏天在一家事务所打过工，我早就清楚会有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标准的答案。世界上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承认，或者会允许他的秘书承认：他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本来还可能会有比这更糟的回答：他今儿上午还可能正在联邦法院出庭呢。
据黄页律师栏介绍，罗德里克·纽利是这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我在制定进攻方案时，曾设法把尽可能多的校友包括在内。
“我很乐意等一会儿。”我说，同时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们都在微微笑着的当儿，短短的走廊头上一扇门开了，一个未穿上装、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眼，看见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面带微笑的秘书。
“早上好，”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声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声音。
她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抢先一步说：“我需要和纽利先生谈一谈。”
“我就是，”他边说边把右手朝我伸了过来。“罗德·纽利。”
“我是鲁迪·贝勒，”我边说边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我们仍旧握着对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时，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显减弱。“哦，”他说，“工作？”他瞟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