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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皮带抽她，”鲁宾解释说。“强奸了她，又把她揍得半死。”
“你给我一张纸巾好吗？”我一边温存地擦去她的泪水，一边问鲁宾。
“好。”她给了我一大盒纸巾，我轻轻地用纸巾抹着凯莉的面颊。
“你打算怎么办呢，凯莉？”我问。
“你开什么玩笑？”鲁宾说。“她当然要起诉离婚啰。否则，她真会死在他手上的。”
“真的吗？你真要起诉？”
凯莉点着头说：“真的。越快越好。”
“我明天就来办。”
她捏了捏我的手，闭上了右眼。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鲁宾说。“她不能在这里住下去。克利夫今天上午放出来啦，在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呢。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可以后总不能再旷工啊。他中午打来了电话。我对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过了1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威胁。可是，糟糕的是，凯莉又没有多少朋友，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找到她的。而且，我还有个人和我合住这个房间，真是无法可想。”
“我不能呆在这里。”凯莉无可奈何地轻声说。
“那么你去哪里呢？”我问。
鲁宾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今儿早上那位律师提到了一个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那个地方还没有在县里和州里正式注册登记，多少还有点保密性。可以说是个收容所，又不做公开宣传，受虐待的妇女住在那儿很安全，老公怎么也别想找着她。问题是收费太贵，一天要100美元，而且只准呆一个星期。我可是一大赚不到100块呀。”
“你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吗？”我问凯莉。她痛苦地点点头。
“行。我明天送你去。”
鲁宾宽慰地叹了一口长气。她走进厨房，去找写着收容所地址的卡片。
“让我瞧瞧你的牙齿。”我对凯莉说。
她张开嘴巴，让我正好可以看清她的门牙。“骨头没有断吧？”我问。
她摇摇头。我摸摸她左眼上的绷带。“缝了几针？”
“6针。”
我俯下身去，一边捏着她的双手。“我再也不让发生这种事了，明白吗？”
她点点头，轻声轻气地说：“保证？”
“我保证。”
鲁宾把地址卡给了我，重新坐回到凯莉身旁的位置上，又向我提出了一些忠告。“听着，贝勒先生，你不了解克利夫，可我了解他。他是个疯子，一喝醉酒，又卑鄙又野蛮。你千万要当心哪。”
“你放心。”
“很可能他现在就在外面，监视着这个地方呢。”
“我不怕。”我站起来，又亲了亲凯莉的前额。“明天一早我就去为你起诉离婚，然后再来接你。我目前正忙着一件大案，可我一定会把你的事办妥的。”
鲁宾把我送到门口，我们相互感谢了一番。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听着她挂安全链、锁门、插上插销的声音。
时间已近凌晨1点。空气清新，寒气逼人。并没有谁潜伏在暗处。
在这样的时刻睡觉，当然是开玩笑，因而我驱车直接驶往事务所。我在紧靠我窗下的路缘停好车，飞也似的奔到这座楼的大门口。这个地区夜晚并不安全。
我锁好大门，走进办公室。尽管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但提出离婚起诉至少在法律上并无多大困难。我开始打字。干打字这样单调的杂活，我一向很勉强，可此刻目的明确，字打得分外轻松。在这件离婚案中，我是在帮助拯救一条人命哪！我真心诚意地这样想。
7点钟，戴克来到事务所，把我唤醒。原来，4点钟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说我面容憔悴疲倦，睡得又那么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跟他讲了讲，没想到他却大发雷霆。“你开一个通宵的夜车，就为这么一桩莫名其妙的离婚案？再过一个多小时，你就要发表结案辩护词啦！”
“别急，戴克，你别急嘛。我不会出毛病的。”
“你龇牙咧嘴地笑什么？”
“我们不是就要打赢了嘛，戴克。大利公司就要完蛋了嘛。”
“不，才不是呢。你终于要把那个小妞搞到手了，这才是你笑的原因。”
“胡说八道！我的咖啡呢？”
戴克扭来扭去扭了一番。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家伙。“我去拿，”他说着转身出了办公室。
离婚诉状就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只等我送交法院。我那位朋友克利夫行踪不定，很难找到，我要找个送传票的人在他上班的时候把诉状复本当面交给他。这份诉状也要求法院立即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他去骚扰她。
49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有个极大的优越性；我怎么紧张不安，心惊胆颤，人们都会觉得不足为奇。在陪审员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无技巧又无才能来发表一篇精彩的结案辩护词。
我若是装腔作势，故作高明和雄辩，那将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或许在未来的岁月，当我的头发已经花白，声音已经变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地和对手较量了数百次之后，我可以面对陪审团，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绝对不行。今天，我只是鲁迪·贝勒，一个惴惴不安地请求坐在陪审席上的朋友们助一臂之力的小伙子而已。
我站在他们面前，竭力克制着那紧张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讲的内容，因为我已反复练过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讲的时候决不能让人察觉到我曾练习过无数次。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们向大利人寿保险公司讨回公道的唯一机会。再不会有明天，再不会有另一次机会，再不会有另一个陪审团在等着准备帮助他们。我请求陪审员们为多特考虑考虑，想一想她经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夸张的言词，谈了谈唐尼·雷·布莱克；我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当你明知你应该进行你有权得到的那种治疗，却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语调缓慢真诚，效果明显。我的眼睛直视着那12位即将采取行动的陪审员的脸。
我扼要地谈了谈保单的基本内容，并就骨髓移植手术做了简短的讨论。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与科德医生的证词相反的证据。这一医疗措施绝不是处于试验阶段，本来很可能会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谈到那些有趣的东西时，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说的谎言。这些事实在庭审时曾经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现在当然不能过于唠叨。庭审仅仅进行了短短的4天，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陪审员们对重要的证词依然记忆犹新。我引用了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词和大利公司的统计数据，并且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数字：1991年的保单数、索赔数，以及那个最重要的拒赔数。我写得整齐清楚。即使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也能一目了然，过目不忘。这几个数字传达出来的信息明确无误，无可辩驳。在幕后控制着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决定执行的是一个在为期12个月内拒绝索赔要求的诡计。用杰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