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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匾少。”财匾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湾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会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从略。）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致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顷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谓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辕，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本来老子的说法，在我看来，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说法并没有两样，不过老子是对理想境界描写，儒家的《礼运篇》则是原则的叙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们硬分为两派，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历史社会演变的趋势
所以司马迁说，人类最好往这种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马迁当时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图声色耳目的享受。、已经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了。
接着他又发表他史家立场的意见说，神农以前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诗经》、《书经》这些书上所记载的事迹、自虞、夏两代以后，由于社会的演进，人们都偏好物质生活的享受，喜欢追求声色之娱，以及口腹之欲。身安逸乐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没有什么稀奇。这种风俗的演变，不是一天形成的。自从虞夏时代开始，就逐渐转变成近代这个样子。社会风气到了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户地去劝他们，放下物欲，寻求精神生活的趋脱，也是没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因之”。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这样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顺着他们的兴趣嗜好，针对他们重视现实的心理，“利道之”，以利为引导，导致他们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诲之”，如果还是不能，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方法，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对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没有效果，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齐之”，以法令来纠正了。纠正不了的话，等而下之，“与民争利”，和百姓对立相争。
从这套理论来看，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等而之下，在与民争利之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也同样认为人类文化，是在竞争当中发展的。
司马迁这几句话，把人类社会演变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势，全都说完了。我们无论研究政治、哲学，或者经济、历史，对司马迁这里所说，和孔子《礼记·礼运篇》的叙述，互相参合研究，便可成为一部中国文化历史演进哲学的专书。
其次，司马迁举出当时中国所发现的资源情形，也相当富饶，很有利用价值的。但是现在我们新发现的资源，在质与量上都增加了许多，在这里不作详细的介绍了，且看他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
“各劝其业，乐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