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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恍若有梅仙临凡，被他窥见芳姿，我不奇怪，以梅为妻，要的就是这份痴绝。不能以梅为人，如何以梅为妻？但他写长相思，就由不得人不心旌摇曳了。
或许，某一天，他抚梅放鹤的时候，看见江边有两个人，那女子，依稀有“她”的感觉，那男人，则恍惚成了当年的自己。时光一瞬间倒回去，他在那个人身上看到自己。曾是这样的一场离伤，君泪盈，妾泪盈，因为想不到彼此会离别，争忍有离情？
时间如水，波平如镜。突然落下了一颗石子，波光潋滟，水皱了眉。记忆的碎片，灵魂里某个阙如的画面，在瞬间，不容遗忘地跳出来。人低了头，写下了这三十六个字。
就像我们，以为浓烈如鹤顶红一般的爱，谁也分不开，就算是死，也要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人能把我们分开了。”说这样话的时候，彼此都是此心昭昭可对日月的。
可是，往往不用死，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眉一皱，头一点。
叭！
手指上的那根线断了。说断就断了。罗带同心结未成。
林逋，字君复，谥和靖先生。隐居西湖孤山，种梅放鹤，到江南梅熟时节，就有小贩上孤山，在他门前买梅。他将卖梅钱交给童子，放进一瓮中，到要沽酒买米时令小童取出，既清洁又方便。有二十年，他没有踏入城市一步。
中国如果有隐士排行榜的话，林逋怎么样也在前十之列，再没有人像他隐得这样纯粹、淡漠，甚至飘逸了。所以不敢去妄自编造他的爱情，宁愿叫他寂寞得干净，干净得发白，也不愿将他扯进一些无聊的传说中。
可是，我猜测他是有过爱情的，不娶，无子，不代表没有经历过爱情；终身不娶，或许不是无情，而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后的情深难改。元稹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林君复数十年隐居，清心寡欲，倒真应了那一句“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是哪一天，江头潮已平？是什么时候开始，心潮也平了？时间如手指，再也撩不起心底的琴弦。他一生静静守着他的“梅妻鹤子”，终老。没有怨言。在他的诗里找不到一丝痕迹，只有梅，暗香如故。
哪一年，哪一个人，让一生改变？他不说。爱情，对有些人来说，是血液里跳动，始终沉默如黑夜的声音。
隐秘而一生相伴的长相思，是属于爱情最初的神话。长相守，是最后的。
责编 徐子茼
皇帝：最不幸的人 张宏杰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曾获辽宁文学奖、东方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多部著作。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像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俭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它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个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组成的浩大的紫禁城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他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品饭菜，只不过像是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他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的体积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心清神爽。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繁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洪武二十六年皇帝规定，公侯级、一品、二品级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与此相配套的，是关于各阶层的人相互交往以及举行各种仪式的礼仪。《大明礼制》中，关于不同品级之间官员见面时的礼仪作了具体详尽的规定：穿戴什么样的服装，在哪里下轿，双方行什么礼，几跪几叩，答不答礼，坐在哪里，坐位朝向什么方位，何时上茶，何时饮茶，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因此，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当然也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似乎迂腐琐碎得可笑，在当时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治身容易治心难，中国帝王绝不满足于刀剑威胁下身体的屈服，他更要对全体臣民进行精神控制。这些礼仪规定，就是为了“治心”。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