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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就曾因头发的剃与留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斗争，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清兵入关发出的“薙发令”。据庆荣增先生《剃头挑子》一文考证：
剃头用的大铜盆，是清兵的铜盔。一根刁头旗杆，是悬挂清帝圣旨的。刁头上挂着的磨刀布，代表赦轴。扁担一头的红色小凳，是枭人脑袋用的。围在剃头匠胸前的大蓝布围巾，是围裙。大小剃头刀，是剁人犯的用具。接剃下短发用的笸箩，是军用的“藤牌”。扁担上捆着的白色长绳，是绑人用的……这些工具在清初都是官发的，私人不准制做。不论剃头匠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响“唤头”，百姓必须出来请剃。若有违抗，剃头匠便首先放下“赦轴”，用“法绳”把违抗者绑起，推在凳上“正法”……
以上说法，夹杂着民间的传闻，但大体上是符合清兵对违抗剃头者当场杀死的史实的。1644～1650年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就有中国南方军民为保卫头发而战的叙述：
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实际上，如果他们追过江去，也许会收复省城和其他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保住了自己的头发。
由剃留发而演变成浴血奋战，这是古代中国的一场奇观，究其实质，它是一场两种不同风俗习惯的交汇而引起的碰撞。张岱《石匮书》中所记的苏州优人周之兰发出的“必剃发我死”的呐喊，是那整整一个时代的汉民族心声。
在汉人看来，头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失掉了头发等于失去了人的尊严，更何况要将这种长期梳理而成的发型，改变为头颅四周的头发全部剃掉，仅在头顶留下面积只有一个铜钱那么大的头发，结辫而垂下的“金钱鼠尾”式！
可是，在清兵的高压之下，野蛮暂时征服了文明，剃头得到了实施，然而这并不能抹掉汉族对蓄发这种华夏风俗的怀念。在这方面，文学家拿起笔，发出了含蓄而又激烈的呼叫，像明末清初的沈自晋，以一女子剪发为题所作的《赋剪发寄怨》散曲：
［香罗带］飘零薄命咱，魂惊梦遐。同心待绾如捻沙，何不除将烦恼挂袈裟也？早去从披剃，怎受恁波查，如今索性诀绝了他。好个如云髻，忍下得金刀玉手叉！
［梅花塘］这头发，自小儿留下，十二掩蛾眉，十五双鬟鸦。及笄鸾鬓，那更不屑髢也堪夸。心痛杀，只索把、情丝封绦纱。
［香柳娘］泪纷纷似麻，泪纷纷似麻，断肠罗帕，发和泪渍多娇奼。且参咱谜哑，且参咱迷哑，失计枉嗟呀，教奴也没法。任旁人嗑牙，任旁人嗑牙，只说心坚怎差，我却死而难罢。
在这套散曲中，沈自晋用“双关体词”，渲泄了心中的愤怒，如上边未引的“无端鼠雀哗”、“发与恨无涯”、“愿郎心鉴察，认取发如艳葩”等句。它的社会寓意是很深刻动人的，表达了汉族风俗习惯的难以动摇性。即使在完全安定的时期，也有人写诗嘲讽剃头式样，像吴祖修写的一首《剃头》诗：
吾生适值鼎将迁，卅载头毛未许全。
四角不妨芟似草，中央何必小于钱？
而经过了267年漫长的岁月，以剪辫子运动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则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了。它告诫人们：头发样式作为一种风气，尽管遇到强权和暴力的摧残，但因其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深深沃土之中，终究是要崛起于文明之林的。
第3节 厕所·便器
何谓“厕所”？从字义上看，古代的“厕”，从广，广像屋；从则，则当侧，这可将厕所解释为“设于房子旁边的侧屋”。
较早的典籍称“厕”为“清”，或作“溷”、“圊”。《说文》云：“厕，清也。”《释名》云：“溷，为浊；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厕所又称“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看来古人参观居住房屋，必到厕所去检查一番，而厕所还须用屏障掩蔽。
以上释说，大致勾勒出了厕所的最初形状及作用。它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厕所的建设和使用就已经十分规范。《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太平广记》卷八《刘安》条记述：
刘安成仙，遇仙伯，坐起不恭，语声高亮。于是仙伯的主者奏刘安不敬，应斥遣去，让刘安“谪守都厕三年”。
这虽是神话，但由此可见汉代的城市公共厕所已有一套规矩，而且水平也不低。
又如豫东所发现西汉梁孝王之王后墓，为目前国内最大崖洞墓，其主要建筑结构有天井、贮冰室、车马室、排水道、棺床、庖厨、浴室、厕所……墓中最为叫绝的用具之一就是厕所——便池右侧立一石质扶手，镶于便池后立石板中，坐便池上有两块靴状
汉代厕所造型画像石，其上用阴线刻手法刻画有楼房，常青树和几何纹图案，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坐便已不亚于现代装饰豪华的坐便池。
当然，这种厕所并非普遍，汉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为与猪圈相连，以使养猪、积肥并重。《汉书·武王子传》“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就证实了汉代厕所的这一特点。还有，东汉魏晋时的随葬冥器，郑州后庄王199号墓出土的汉代与厕所相联的灰陶猪圈，徐州十里铺姑墩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厕所与猪圈，均可证实，这种猪圈与厕所相联，饲养猪兼及积肥，已作为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在汉代普遍实行开来……
与汉代互相映照的是《梦粱录》中临安的那种有专人收集粪便的方式：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这叫“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这种专人管理，由专人收集粪便，专倒一处的方式，已具有了行业的性质，这也是公共厕所的一种。由于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得好，宋代城市卫生洁是闻名于世的，有所谓“花光满路”之誉。可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公共厕所事业，都是建设、管理得好的。明清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就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作赋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清代佚名《燕京杂记》说：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也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至清末时，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北京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为号。《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专有诗歌咏这一公共厕所事业：
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
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从宏观角度观察，明清南方的公共卫生要强于北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过这样的评论。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得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面：
一是清代城市厕所较多。穆太公就是因为到城里去，见道旁都有“粪坑”，才动了脑筋，做厕所生意的。在他看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二是乡村厕所也非常规范。穆太公请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他又请了一位镇上教书先生，为这个厕所题了个不伦不类的“齿爵堂”名字。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做广告。穆太公怕众人不晓得他所砌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四是厕所还需美观、方便。穆太公将厕所“粉得像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