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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我们仍可以经常看到或听到，父母和教师们用“乖”或“不乖”来评定孩子和学生们的好坏。“乖”就是顺从，“不乖”就是顽皮、脾气坏、有个性。很少人肯去想想这一习见现象的背后，实蕴藏着大问题。首先，乖不乖的标准，会加强孩子和学生们的“顺从”和“依赖”的需要，顺从和依赖的需要越强，权威性格的倾向也就越大。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不容易看出它的问题，因为传统社会的孩子，他将来的出路，多半可以受到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大力帮助，也比较有固定的阶梯可以顺序而上。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行业的分歧和兴趣的诱导，大部分的孩子一旦踏入社会，都要靠独自的奋斗，去面对社会的剧烈竞争，这时候他要靠较强的“成就需欲”的支持，他才有本钱和别人去竞争，而“成就需欲”和“顺从”、“依赖”的需要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的父母，当儿女小的时候，一味要求他们做“乖”孩子，等到长大成人，又渴望他们马上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能做大事、创大业，这怎么行呢？据心理学家的发现，“成就需欲”为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因此，成就动机的强弱，将决定一个人工作的成败。基于这点认识，我们的父母和教师，实应重新检讨对孩子和学生们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学生，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富有独立能力的人，能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挥出来贡献社会，那么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里，就应该允许他们表现个性，允许他们和自己讨论问题甚至争辩，承认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因斯坦曾说过：“假如一个人精研了基本课程，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他一定能够发觉自己应走的路，比起获得详细的知识来得更能适应于进步和改变。”这是爱氏根据他做学生和做教师所获得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的父母和教师们三思。读过古今传记的人，大概都能同意：从来没有一个顺从、依赖、缺乏个性的人，能在任何一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改变（2）
小孩子们在看戏的时候，常喜欢问爸妈，戏中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爸妈会不假思索地指出那是“好”人，这是“坏”人。这就是教育二元价值观的开始。二元价值观，培养孩子们对“好”人生起崇敬的情绪，对“坏”人激起仇视的情绪。如此盲目地培养孩子们的好恶情绪，会影响他们将来正确估量新事物新经验的能力。中国人把“良知”看成“好善恶恶之心”，教育上着意培养的也就是要人能发挥“好善恶恶”的功能，好像“心”除此之外，别无功能。其实从年龄的顺序上，最当优先培养的是心的认知功能，先要他们学习“是什么就说成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说成不是什么”的能力。人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辨好坏、别善恶。世界上并没有完全“好”或完全“坏”的人，“好”和“坏”都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如果一定要说好坏，也只能说他在某件事上好，某件事上坏。笼统地说某是好人某是坏人，它只能代表主观的情绪，不代表客观的事实。这类情绪如不幸被希特勒之流利用，就能兴风作浪，为人类带来灾害。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能力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信徒的。
在会议上常听做主席的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双方的理由。”这句话里，含着一个往往没有人深究的臆测，那就是每一个问题，好像根本都可以分为两方面。这种习惯常使我们的思想总是有把不同的人、事、物加以对比的倾向，觉得不是“好”的一定是“坏”的，不是“坏”的一定是“好”的。这是一个二元价值观，它强迫我们只能在“好”与“坏”之间做选择。日常我们习见的“光明”与“黑暗”、“仁政”与“暴政”、“民主”与“权威”等的对立，也是如此。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训练的人，他采取的不是二元价值观，而是多元价值观，他会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多方面的理由。”我希望今后的父母们、教师们，以及儿童故事的作家和编剧家们，在日常用语，或故事、剧情的编排中，尽可能客观地展现事实，少做评价，尤其要避免做“好”与“坏”二极性的评价，这样将有助于孩子们认知心态的培养。应用认知态度去观事论人，不仅可以减少人与人间的仇视情绪，且能增加社会祥和之气。要改变中国人强烈的权威性格倾向，增强国人认知能力，培养多元价值观的习惯，可能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是根据一些先入之见把自己编织起来封闭于其中，然后就依靠这些先入之见，对人对事加以判断。假想有一位几个孩子的母亲，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小华，喜欢睡懒觉，又好吃，偶尔也扯扯谎。有一天妈妈皮包里的钱不见了，这位母亲马上就根据对小华的印象，武断地说：“一定是小华偷的，因为他的生活都是贼习惯。”爸爸下班回来，把钱从床头柜里找出来，妈妈不会认错，还坚决地说：“小华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次不偷，下次还是会偷的。”
要从“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中跳出来，方法之一，是训练“开放思想”，养成改正自己的习惯。对一个权威性格已定了型的人，人类学和文化比较的知识，也许已起不了大作用；但对一个学生，这方面知识的吸收，有助于防止人格向那方面发展。
《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曰：‘舜为天子，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欣）然，乐而忘天下。’”在这一则故事里，实暗藏着两层冲突：一是尊亲与尊国之间的冲突；一是孝道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孟子因视亲亲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处理这两层冲突的方式，是维持亲亲的原则，牺牲其他的价值。
且举一个传统士大夫耽溺于自我中心想法的例子：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绘有舆地全图，印送给中国士大夫，因地图所绘，与士大夫一向所想像的不合，于是攻击利玛窦：“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洋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以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鸣銮（中国之北）、交趾（中国之南），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
蒙坦因说：“让他（学生）知道，承认自己的议论里有错误（虽然除了他外，别人还没有注意到），是一件有见识而且诚实的举动，上面这些正是他所想要的主要品质。固执和爱好争论，是下等的品质，通常只有心情最卑下才会那样。变更主意，改正自己，在极热中时仍然放弃不对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强者或哲学家的品质。”
第二部分妇女生活的变迁
妇女生活的变迁，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曲折多难，也同样反映在妇女生活的变迁中。
单就文化变迁方面看，中国在近代大抵是顺着三个步骤在演进：第一，物质文化层次；第二，制度层次；第三，价值层次。这三方面的变迁，形成妇女生活变迁的基本动因：物质文化的变迁，提供了经济的动因，经济动因破坏了原有的家族组织，增加了妇女社会就业机会；制度的变迁，提供了政治的动因，政治动因促使走向民主化，民主化运动为妇女带来社会和政治参与的机会；价值的变迁，提供了思想或观念的动因，思想或观念的动因，激起妇女对自由、平等的强烈要求。
这些变迁，至今依然还在过渡期中。由于社会文化变迁速度缓慢，妇女生活的变迁达到满意的程度，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如何加速这方面的变迁？使妇女同胞普遍享受男女平权的待遇，过更合理的生活，是本章探讨的主要问题。
妇女生活的变迁，是指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转变到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