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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本来，在这个“符号化”运动中“英雄”是前提和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爱上了“英雄”，如果这个“英雄”没有残疾，张小影是不会被命名为“圣母”的，但随着“圣母”命名仪式的完成，“英雄”反而变得次要和无足轻重了，甚至“英雄”倒成了“圣母”的一种陪衬。连刘亚军本人也觉得，他的荣誉是张小影带来的，“他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小影，张小影是这个故事当然的主角，即使他什么都不是，或者是个孬种，他们也一样会给予他荣誉。”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符号化”运动中，张小影越来越偏离自我的本性，而自如惯性地进入了“符号”所规定的秩序。最初，她也曾有过陌生和不习惯，对于县委书记接见时不能穿心爱的裙子，她也感到懊恼和沮丧。但是，当做报告、签名、留影、开会、政协委员等等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时，她不仅慢慢习惯了，而且还有了依赖和期待。她热衷于到处讲他们虚构的“爱情故事”，并对刘亚军的散漫、自由主义、没有政治觉悟深为不满。当刘亚军被抓时，她感到：“不要说圣母的尊严，连一个人民教师的尊严都荡然无存。此刻，她对刘亚军充满了仇恨，她恨不得杀了他，我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这个破烂王？他现在哪里还有一点英雄的影子，他简直成了一个流氓。”可以说，张小影在不知不觉间就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既是时代、社会与意识形态期待“强制性塑造”的结果，又是一种政治惯性和集体无意识潜隐发作的产物。而为了消解现实的痛苦，她把自己的爱情归结为一种命运，“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知道我将把我的一生交给这个人。我将一辈子照顾这个人。我知道他们虽然把我当成真情无价的典型，可其实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行为。甚至我自己也理解不了。我只感到那种冲动。那份整日充斥在心头的感动。我的义无反顾。如果你一定要问这是为什么，那我只能说这一切是上天的安排，是上天安排我去照顾这个人。这是我的命，我逃也逃不走的。”而与这种命运的认同相呼应，她也越来越沉迷于“圣母”的自我满足的“幻象”，“每次，当她的双手触碰他冰冷的双腿时，她就会有一种自我感动———那种献身的满足感。献身是社会给她确立的形象。全国人民都把她当成了圣母。外界的反应就像是一面镜子，张小影总觉得自己离公众的要求相差甚远，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那个公众形象，张小影一直在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圣母”幻象的作用下，张小影完全把“虚构的生活”当作了“日常生活”，她不仅“迷恋那个社会赋予的形象”，而且，当肖元龙等人指出她的生活的虚假性的时候，她反而更增强了“自我纯洁”的冲动，反而“下决心”要“做得像报告中的那个圣母一样好”。“她意识到自己同她塑造的公众认为的那个张小影有很大的距离。我是有点儿假模假样的。……不过，这怪不得我，我变成这个样子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无法控制我变成这个样子。我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
也许正由于那种“符号”的规训，张小影才为自己虚构了一种“生存的意义”，她不愿意相信刘亚军永远站不起来的事实，想尽办法找偏方熬药。在她这里，“熬药”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既是对刘亚军身体的救治，又是对刘亚军精神的疗救。她得知刘亚军倒药后的绝望反应，正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她也不愿意承认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英雄”与“圣母”价值贬值的现实，以至于轻信宣传部要重新宣传他们的玩笑而成了一个笑柄。虽然，刘亚军一再地以粗暴的方式打碎她的“高尚”幻觉，但很显然，“你以为你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你以为你真的像报上说是个圣母？你也一样过着虚构的生活，我们都过着虚构的生活。”这样严厉的质问似乎还不足以把她从假象中唤醒，以至于刘亚军在小说中不得不感叹：“她这个死脑筋，就好像我过所谓的‘高尚’生活是比她的生命还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惟此她才能向党和人民有所交待似的。她真的是不可救药了。”我们看到，直到刘亚军成为一个破烂王之后，她才隐隐的有了“意义丧失”的恐惧，“她只觉得内心的什么东西被击中了，就好像一道堤坝被突然而来的洪水冲垮了一样。当她回到花房，呆呆地坐在客厅里时，她才弄懂自己的内心及其愿望。她不能接受像她们这样的人物去捡破烂。她感到刘亚军捡破烂这件事是对她多年来所付出的一切的绝妙的讽刺。甚至是对这桩婚姻的绝妙讽刺。我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因为他是一个英雄，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她觉得她在内心深处为自己设立的十全十美的自我形象摇摇欲坠。她还发现她对这事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还有着更隐蔽的原因，那就是刘亚军捡破烂这件事隐喻着他们的悲惨的境况，她一直不愿正视的境况：他们的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然，我们在指出张小影因“符号化”命运而自我迷失、自我扭曲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小影的性格中同时又是有着美好的符合人性的一面的，她的勤劳、隐忍，她的善良，她的无私、纯洁，她的奉献，她的坚强与执着，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一个中国女性的真实的坚忍与真实的高尚，正如他父亲张青松对她的分析一样，“她吃得了苦。问题就在这儿。这孩子忍耐力惊人地好。她即使吃了苦也不会吭一声的。如果她吃不了苦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她还可能从那个残疾人身边逃走。我知道她是个死心眼，什么事都会默默承受。你根本拿她没办法。”而惟其如此，她的悲剧才更令我们心痛，她的自我扭曲与自我压抑才更值得警醒与反思，才更具有现实的批判力量与人性的高度。
第六章“符号”的悲剧（3）
三 人性与道德：一个待解的命题
《爱人同志》的艺术力量除了来自人物的独特命运以及这种命运背后深刻的人性内涵外，还得力于作家对于“时代”、“现实”和“历史”的人道主义的拷问。作者没有直接、正面地去表现时代的变迁，而是把“历史”与“现实”的内容全部隐藏在人物命运的背后，从而借助人物命运的转折来折射与思索现实与历史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中人物的故事就不仅是一个单纯、孤立的人性故事或爱情故事，而是成了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复杂“产物”，这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有逻辑关系。也正因为这样，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才超越个别性而具有了普遍性与象征性。在小说中，他们的命运和悲剧被演绎成了一代人的命运和悲剧，他们的痛苦和挣扎被读解成了一代人的痛苦与挣扎，而他们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也被诠释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与精神史。
实际上，与对人性开掘的深度相一致，《爱人同志》所进行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也同样是振聋发聩的，尽管这种批判是潜隐的、不动声色的。作家通过张小影和刘亚军的生命悲剧巧妙地勾连了两个时代，并真实地揭示了时代演变的本质。在作家笔下，无论是八十年代那种政治化、精神化的虚伪现实，还是九十年代那种经济化、实利性的现实，都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就前者而言，刘亚军和张小影的“符号化”人生固然是对他们独立、正常人性的一种扭曲与剥夺，就后者而言，刘亚军和张小影这对“英雄”和“圣母”的被遗忘与被抛弃，也充分显现了历史的冷酷与残忍的本性。在我看来，刘亚军的给“婊子”维持秩序以及沦为破烂王的遭遇正是对这个历史和时代的最大的讽刺，而“花房”的被拆迁命运也是历史无情、血腥一面的一种直接象征。刘亚军最后的绝望，他的“自焚”，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现实，针对时代，针对存在本身的，是冷酷的时代使他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甚至连“敌人”都找不到了，“他意识到，他幻想中的敌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们根本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力量，他们只是不想铲除他，他们要铲除他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动手。同那个世界相比，他根本就是一粒微尘，尘中的尘。也许他眼中的敌人本来就不存在，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攻击欲望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