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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其被解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的帝王生涯》也正是如此。本文撇开许多可能性的话题，而仅尝试从小说意义内涵的把握切入小说世界背后的心灵空间，以求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与作家精神生命的沟通与对话。但“误读”的可能同样存在。惟愿我们的目标不致因“误读”而全盘落空。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1）
———评迟子建长篇小说《穿过云层的晴朗》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涌现的年轻女作家中，迟子建的实力和写作境界一直是我最为看重的。在当时一篇谈论女性写作的文章中，当比较到王安忆和迟子建时，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东北作家迟子建在九十年代初、中叶的几年时光里也一度呈现出了某种王安忆式的苗头和气势，《树下》、《日落碗窑》、《白银那》等小说以很快的频率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中国文坛，其叙事的老练、流畅，把握世界和世道人心的举重若轻都使人不得不对她的才气和艺术潜能刮目相看。” ① 时至今日，我对当初的判断依然充满自信。一方面，迟子建的写作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艺术平台上，她的小说不仅很少大失水准之作，而且总能以稳健、上升的态势不断给人以新的审美期待，在她这里，你看到的是她越来越令人目眩的文学才华和越来越丰满的文学形象，而丝毫不必担心新生代作家常见的那种以在艺术上的倒退、停滞甚至失语为标志的“短命现象”；另一方面，迟子建又并不是一个陶醉在自己创作成就中不能自拔的作家，清醒的自我反思，以及对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可能性的不断探寻，也是贯穿她小说创作之路的一条重要线索。她的中短篇小说《逆行精灵》、《九朵蝴蝶花》固然向我们传递了自我嬗变、自我涅 的阵痛信息，而历时十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巨制《伪满洲国》则更是体现了作家建构“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融合风格的卓越努力。尽管，对这些作品的评价目前尚有分歧，本人也曾在讨论《伪满洲国》时对其“历史叙事”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② ，但是评论的分歧不仅丝毫无损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光芒，而且恰恰是对这些作品艺术价值的一种特殊肯定，因为，在这个时代，令人无话可说的所谓小说实在是太多了。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在《钟山》二三年二期上推出的长篇新作《穿过云层的晴朗》就是又一部值得特别重视的力作。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借一只狗的眼光看世界，不仅在艺术的探索上很有新意，而且其书写日常生活时的那种轻灵、诗意、神性的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种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都有令人战栗的艺术力量。
一 “狗眼”里的世界与人生
《穿过云层的晴朗》的故事表层是猎狗阿黄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叙述，从城里受训到丛林历险，从黑山镇到伐木厂，从大烟坡到终老青瓦酒馆……阿黄的一生充满了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其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应该说，这条极具灵性和智慧的“狗”是极有艺术光彩的。但是，对小说来说，作家的艺术重心和艺术聚焦点却不是这些传奇性的“狗事”，而是通过“狗事”来折射和透视“人事”，“狗眼”里的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才是小说真正的深层主体。当然，就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狗事”与“人事”又是“互文性”的，它们互为依傍，互为参照，甚至还互为隐喻。“人”与“狗”之间已经没有了截然的对立，“狗”有人性而“人”有狗性，它们之间的张力正是小说艺术张力的重要根源。
那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狗眼”里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呢？在小说中，作家主要以狗与六个主人的关系作为故事的辐射源，把一个很长历史跨度（狗的一生）内的世界图景和人生图景立体化、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从而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历史等潜在主题。在这里，神秘莫测的自然，鲜活生动的民间，传奇性的人物，动荡混乱的历史，世俗的日常生活，边缘性的生存和文化景观，交相辉映，共同营构了一个“复调”式的艺术世界。
首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灾难和血腥的世界。小说中，狗与六个主人一道共同经历了各种生生死死的灾难和考验。在丛林中，地质队员遭遇的是饥饿、疲劳、恐惧和狼虫虎豹等各种野兽的袭击。狗在与狼搏斗时的受伤，白马的“牺牲”都是这种灾难的具象。而伐木人家大丫的病死，金顶镇小哑巴的悲惨身世和小唱片的绝症，大烟坡文医生的惨死，以及梅主人的最后生孩子而亡……都可以说是对多难人生和多难世界的隐喻。而与这种种灾难相伴，或明或暗的争斗以及浓重的血腥味也是这个世界“底色”。这种争斗和血腥遍布人类的世界的各个层面，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对木柴的疯狂砍伐；在与动物的关系上，对狍子和狗的残酷虐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小唱片的被强奸、小哑巴家的被烧，以及小镇权力的频繁更替（镇长之位的走马灯般变换），等等，都是人类血腥本质的一种呈现。在这个意义，小说告诉我们，人类的灾难既是政治、自然、历史和各种不可知因素造成的，又是人类自身罪孽的产物。人性的残酷和血腥本质也是这个世界灾难的渊薮。也许正因为这样，作家对人性恶的表现才没有进行“戏剧化”的批判，而是把它彻底日常化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日常化了的遍布世俗生活所有角落的人性恶才更具有普遍性，才更能显示人性的真正本质，其批判也才更有力度。
其次，“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世界。猎狗阿黄的一生是与人交往的一生，它的命运客观上也是由人决定的。它对主人效忠，并多次救了主人的命。但是，人的世界过于复杂，人本身也过于复杂，所以，小说最后阿黄是越来越听不懂“人话”了。它见证了太多的欺骗和谎言，对语言的挥霍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小说中，六个主人就给了阿黄五个不同的名字，“阿黄”、“旋风”、“夕阳”、“来福”、“柿饼”，以及伐木主人“笨蛋”、“贱货”等的随机命名，都既是人类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本性的体现，又是人类语言使用的随意性以及对语言本身丧失敬畏的一个证明。实际上，阿黄对许多“人话”的听不懂正是一种隐喻，它隐喻的是人类语言的泛滥和本质上的欺骗性。在丛林里，阿黄救了被野猪追杀的小优，但是小优却当着“我”的面撒谎，抹杀了“我”的功劳；在大烟坡，文医生惨遭水缸枪杀，但水缸的父亲老许却制造的是文医生被黑熊咬死的谎言；在镇招待所，白厨“偷肉”的行径被“我”发现但他却瞒过了几乎所有的人；电工因为晚上偷进花脸房间不成，竟恼羞成怒不惜对“我”下毒手；而镇长与粮店女人的“好事”被“我”撞见后，“我”也遭到了禁闭两天的惩罚。尤其可怕的是，当“谎言”和欺骗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时，“真实”反而变得不可信了。李开珍女人在森林迷路被地质队员所救，她的丈夫不但没有谢意，反而怀疑她与地质队员们睡了觉。她最终也成了一个只能在路边和树洞里露宿的“疯子”。小歌星无常通过“变相”，不仅其丑无比，而且甚至“我”和动物们都无法忍受他的歌声，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异乎寻常地迅速走红。而许达宽最后以一个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捐资修庙，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它标志着一桩隐瞒了几十年的罪恶和谎言却在为他赢得荣誉和声望。而他对“我”的忏悔更是不真实的、虚伪的，那不是坦白，也不是忏悔，而是一种逃避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