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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道德化”的乡土世界（2）
二
与道德化的乡土世界相呼应，刘玉栋对人物的塑造也基本上遵循道德化的思路。他的小说人物都烙上了“乡土中国”的典型烙印，而老人与儿童则构成了其小说的两极世界。这两个世界内的精神风景体现了刘玉栋人物塑造的深度与特色，而以这两个世界为价值坐标对乡土中国的观照也赋予小说独特的魅力。因为从人生层面来说，老人与儿童代表了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老人的阅世沧桑和儿童的纯洁童真本身就具有某种道德力量；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儿童和老人都是相对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极容易唤起道德性情感。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刘玉栋小说的艺术价值也正是建筑在这两极性的人物世界上的。
先看老人形象。刘玉栋的小说世界中贯穿着一个老人形象系列，作家对老中国儿女精神世界、伦理情感和生命状态的体察堪称一绝。《雾似的村庄》中的汝东、《葬马头》中的刘长贵、《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的刘小鸥、《干燥的季节》中的王久贵、《平原六章》中的爷爷、《火化》中的连根爷爷、《和你说说话》中的爷爷奶奶、《火色马》中的母亲都是很有性格魅力和人性内涵的典型形象。在作家笔下，这些老中国儿女首先是作为乡土中国的道德化身出现的，他们是乡土中国的“活化石”，他们见证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在他们身上凝结了丰富的历史内涵、道德内涵、人生内涵和文化内涵。他们经历了各种苦难，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做人的尊严。《雾似的村庄》中的汝东由一个“英雄”变成一个艰难求生、忍辱负重的“老农”，但他对家庭、对妻子儿女的伦理情感却炽热得令人感动。他对米大脚的道德宽容与对女儿乃染私奔的默许，都既是一种道德本能使然，又更源于民间世界那种出自天性的理解与爱。而他最后因乃木惨死而愤然背井离乡的举动则是出于对乡土和人性的双重道德绝望。《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对土地的崇拜和虔诚，其死在土地上的意象，也是老中国儿女土地情结的一个典型表征。在他们这里，土地是人格化的，有生命力的，对土地的尊重，也正是对人与土地道德关系的尊重。与此相应，《葬马头》中刘长贵对于滚蹄子马异乎寻常的人道情感、《火化》中连根爷爷对于“入土为安”的追求和对于“火化”的恐惧，其背后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关联着老中国儿女对“人与自然”的一种朴素的哲学理解。其次，这些老中国儿女在小说中同时也是作为乡土中国情感美德的化身来表现的，他们的节操、情感和无奈恰恰是对现实世态人心的一种对照、反衬和批判。《葬马头》中刘长贵的“反常”正是对全村人疯狂的“马肉”欲望的讽刺，《跟你说说话》中爷爷对婶婶的下跪、婶婶的自杀都是对“堕落”的父亲的道德审判。而《平原六章》中爷爷对耧车的特殊情感、《火色马》中母亲对苦难和不幸的承担、《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在土地上的“坐化”也都完成了对老中国儿女情感节操和深层道德心理的成功挖掘。有意思的是，在刘玉栋的小说中“父亲”基本上是缺席或失语的，《干燥的季节》中王喜祥的“父亲”是个“哑巴”，《平原六章》中的“父亲”变成了黑鱼，《火色马》中的“父亲”去世了，而《跟你说说话》和《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的“父亲”则进了城，同样成为一种“不在”。在刘玉栋这里，“父亲”实际上也被改写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失节”的象征。“父亲”代表着对土地、对亲人、对乡村伦理和乡村道德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