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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周至柔有些难言之苦。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了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赶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见议。”
“嗅！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怕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会让人家说我们航空委员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宋美龄显然有些不满意了。
“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又引导道。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仍是一阵沉默。
“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终于，毛邦初呷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他本想用“秘书长”一词敬称，不料话到嘴边却成了“夫人”。
“邦初，我一向尊敬您这位元老。不过，今天您首先质问我，我并不怪您。因为这里确有我的责任。不过，难道没有诸位在坐的责任吗？我知道现在我们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困难不少。难道我们就被这些困难吓倒吗？对待困难的态度，应有两种，正确态度是要正视现实，空谈当不了饭吃，所以要勇于克服困难。然而，我看我们飞机装备的陈旧，却远远领先于我们思想的陈旧。”宋美龄尽量克制着自己，把语气变得平缓一些。
“有些问题夫人您作为秘书长，不是不知道。关于书面报告，我们哪一年没有向上峰报告。可是又有什么用？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空军只不过是检阅时的仪仗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毛邦初仍据理不让。
“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您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宋美龄心平气和。
“说出来就说出来。”毛邦初倒是痛快人：“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多，按咱们航空委员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当时在座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感到痛快了。
“在座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
“邦初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张有谷道。
“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程烈也应声附和。
“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啦。不过，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宋美龄强调了一句。
“大家没什么再说的啦，请宋秘书长指示吧。”主持会议的周至柔征求一下意见后，把脸转向宋美龄道。
“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诸位在座的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而且，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在座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诸位战友可以作证。”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一时愕然。
说起这批飞机和筹款，首先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在美国周旋的功劳。
众人皆知，宋子文是一个抗日派。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即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并亲自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氏三姐妹也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宋子文四处奔走，大声呼号，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并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也于 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开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并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当年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精采动人的演说，并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当时她在会上引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的事实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军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以及18条交通线总计共 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共计投弹33192枚，炸死中国军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此外还炸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军飞机又连续轰炸了广州等中国的空中不设防城市。这些事实，当即引起了全世界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致谴责。
当年政治把宋氏姐弟分开，而此时政治又使宋氏姐弟团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宋氏姐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首先，他们在武汉组织开展了国际宣传周。计有宗教、妇女、青年、农工、商人、文化、儿童等各界数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其次是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寇罪行。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1938年7月22日，蒋介石也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当时他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宋子文、邵力子也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正、副会长名义致电世界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利用大功率电台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出呼吁。
当时，宋子文、邵力子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7月24日，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通过了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之决议，强烈呼吁各国对日军轰炸加以制止；并主张按国际公约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及停止以军火供应日本；同时亦反对与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相抵触的任何解决中日战事的办法。
与此同时，宋子文等人还创办了《反侵略》周刊，集中载文介绍和论述世界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情况，特别是中国战场上的最新态势。该周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了冯玉祥将军的《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打先锋》一文，文中热情歌颂中国人民一年多来英勇斗争做出巨大牺牲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对动员中国民众坚定胜利信念均起了积极影响，并推动了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
1938年6月，宋庆龄、宋蔼龄和尼赫鲁、罗伯逊、冯玉祥等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该同盟旨在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进一步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办公所主任、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为秘书、邓文钊为财务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英国爵士府邸旁边一座楼房里，并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当时宋子文因中国银行由上海迁往香港，亦住在德辅道广东银行楼上。在宋庆龄的影响下，他也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会长职务。姐弟俩自1927年分道扬镳后，此时又重新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了。直到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时，宋子文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便在美国发表了《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蹂躏的平民。而宋子文退出同盟的借口是：“同盟不应该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于是，宋子文在当时